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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后锋所在的单位也引进“末位淘汰制”，制度是好的，可以让许多人冲锋陷阵，写出许多优秀的稿子，奖勤罚懒，多劳多得，但他总觉得这制度也不尽善尽美，更没有人性可言。怎么说，人家也在此处干了活，风风雨雨，痛痛快快，迎难而上，为新闻、为生活卖命了。可你不能因为一两次任务没有完成就举起“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牌子把自己的员工裁掉了吧。长年累月待在一起工作，都应该有感情了吧；既然有了感情，怎么舍得这样无情无义，一刀两断呢？
同城每家媒体都实行了“末位淘汰制”，但记者的流动却很少。同行这样敬业，一直让丁后锋很感动。因为大家都不想失业，都在拼命地冲刺，活得虽然很累，一年之内，他们的工分倒也没有处于末位。在外省，媒体记者像走马灯一样频繁地跳槽，那儿的生存环境确实很残酷，让人望而生畏。
也许大家都在搏命地干，无暇顾及身体的健康，所以这病或那病总是不期而至。也跟其他同行一样，丁后锋的体质也日益恶化。这不，这阴郁郁的天气，就让他坐卧不安。
7.
这样的天气一直持续了十几天，这让丁后锋比被针扎了心儿还难受。如果下起一场大雨，他全身的酸痛感就会消失。他对自己的身体太了解了，就像了解自己的妻子一样。
在以往，只要他的身子某个部位酸痛了，难受了，他就能预感到三五天内要下雨。身上的某个部位，有时候比气象台还要准确。可这回，这种预感却失灵了，阴郁的天气持续了这么久，居然也没有飘起半滴雨星。
此时，凌文武邀请丁后锋去参加“中国法制报驻省城记者站”的“揭牌仪式”，希望他在都市报上发个消息。丁后锋不想成为这号人的帮凶，找个理由推掉了。谁知道凌文武他们的报纸是否有公开刊号，是否有资格在市里成立记者站。丁后锋想：短短三五年时间，这个只有半桶水的家伙竟然洗脚上田，混得像模像样了，成了记者站站长了。妈的，这家伙打着这招牌搞下去，一不小心就会发了大财。
丁后锋心理有些失衡了，论能力，他不比凌文武差。当年在部队军校读书时，他为了报读省城大学的新闻专业，每周去学校听一次课，跟那些混文凭的男男女女共挤一个教室。在进修期间，他早就发表了大量的文学、新闻作品时，可这家伙还在问他“易牙献子”的典故。
当丁后锋把齐桓公公开宣称人世间所有的享乐都已尝遍，唯独人肉没吃过于是就有大臣易牙把自己的儿子杀了做成“佳肴”送给齐桓公食用的故事说给凌文武听的时候，这家伙居然说他上高中时，历史课的女老师根本就没有尽责，没有把这耸人听闻的典故讲给他们听。哪一天遇到历史老师，他就叫她到大学里来进修。
就这样一个根基浅薄的家伙，居然混得风生水起，一毕业就进了晚报，靠着那些“策划新闻”弄了不少的钱。之后，还到其他“记者站”拉广告，买商品房、买私家车……现在，他又挂着记者站站长的头衔要行骗了。
比这天气更加难受的还是，丁后锋听到同事私下谈论着说，领导接到一个匿名举报信，说有一老板开了一家地下色情场所，为了要搞垮自己的竞争对手，此人与某个同事串通一起，以暗访报道的方式曝光了对手的场子。事情尽管办妥了，可事后那同事嫌那老板给的钱太少，开口索取钱财。老板知道再不好好教训那个同事，日后无休无止的敲诈还会发生，于是他给报社领导写了举报信……
听了这话，丁后锋冷汗整天流着。他用排除法对此事的可靠性与安全性作了比对。在报社，擅长搞暗访报道的有几个同事，但近期他们都没有对地下色情场所进行过曝光，只有他痛快淋漓地曝光了南百宾馆的事情；在单位，他是个比较有非议的人物，经常被人举报说收受了某个人的钱财，所以报道失去了公正性与客观性，只帮当事一方说尽了话，而对另一方却避重就轻；因报道的某个细节欠严谨而被领导叫去当面责骂的也多是他，领导对他早有看法，认为他对工作已失去热情，是不是因为无法提拔之事而消极地工作。
综合种种因素，丁后锋认为同事们私下议论的那个人指的就是他了。再说，他也确实收了狗仔的钱，并为对方扫除了障碍。狗仔真的这么歹毒？居然要在这紧要时刻咬他一口？联想到前些天所做的噩梦，再联想到狗仔当时所说的话，丁后锋的头颅似放了一桶火药，随时都要爆炸了。
得打探这事的真假了。就在丁后锋准备向其他同事了解相关情况之时，他忽然接到部门主任蒙卫西的电话，通知他立即赶到报社，有紧急会议要召开。如无特殊情况，或不是亲人病危需要去照顾的，一律要来参加会议，不得有误。听领导的口气，这会议比报纸出现重大的责任差错或政治差错还要紧。他记得有几回报纸刊登的稿子出现重大差错后，领导也是用这样口气召集他们回来开会的。
莫非这个会议是个整风会议，要对他动刀了？丁后锋想，也许领导早就掌握了他的情况了，所以要在大会上宣布对他进行处罚。在赶去开会之前，他拨打刘车的电话，但老是打不通。他想了起来，老大到外省去开会了，会议结束后，他们可能在某个山区旅游了，所以电话无法接通。
丁后锋硬着头皮走进会议室，只见其他同事早就来了。蒙卫西扫视各人一眼后，习惯性地清清嗓子直奔会议主题了。与以往不同，老总胡作非也来参加这个部门会议。他神情冷峻，怒中带威，威中带严，似乎要把满腹的怒火撒向某个犯了大错的记者或编辑。印象中，老总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低级别的部门会议。
若在以往，开这样的部门会议，顶多是分管的老总列席一会儿，听一听蒙卫西说几句开场白后，他接着发表几句简短的指示，再对蒙卫西说他还要评报什么的，然后拎着茶杯起身就离开。刘车到外地去开会了，这紧急会议当然不能参加了。
蒙卫西的表情也异常严肃，他又环视大家一番后，说：“胡总今天也来参加我们机动部这个会议，等下他会就有关事宜跟大家说一说。现在，我先来说两句。”他停了一会儿，继续说道：“都市报到了今年已经走过了十多年的艰难历程，十多年来，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它成为同城媒体中的老大，一枝独秀，影响力、发行量与广告额是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目前，都市报已成为了一个战略品牌，品牌价值不可估量。但是，由于它是走向市场的，在管理等方面还处于逐步完美的过程。正因如此，有些人便利用某些政策漏洞，私自出境、出国旅游。我记得我此前说过，大家需要回家或办事的，离开市里三天要跟我请假，这不仅是加强纪律问题，还考虑到大家的安危问题。因为大家多是在做批评性的报道，离开市里，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如果出了意外，算是工伤或是什么，到时报销医药费都会显得困难……偏偏有人没有执行这个制度，擅自出境，长达15天！”
丁后锋舒了一口气。原来，报社有个别记者、编辑私自出境旅游去了，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随意乱扔垃圾什么的，他们跟境外的导游有了一些矛盾，发生了轻微的肢体冲突，导游于是告了他们一状。他们偷偷出境旅游，本来就没有请示过领导，也没有请过假，领导知道这事了，于是开始了“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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