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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5月18日,中国特使李鸿章到达俄罗斯旧都莫斯科。根据美国记者的报道,在参与沙皇加冕典礼的各国来宾中,李鸿章所受的欢迎最为热烈,其排场仅次于加冕典礼的主角沙皇夫妇的入城仪式。而李鸿章几乎是嘉宾中唯一的非皇室成员。
当然,在红地毯、仪仗队和隆隆的十九响礼炮声中,俄国人所要传达的,绝不只是对一个“大政治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语)的景仰,也绝不只是展示“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而是有着更为现实的利益考量:“借地修路”,借中国之地,修俄国之路,西伯利亚铁路可以从赤塔直线通向海参崴,所“借”之地归俄国所有,并可以派兵驻守。在这个如意算盘之外,一道精美的包装打动了中国人的心:中俄结盟,对抗日本。
这当然是一笔大买卖,所以俄方坚持要求李鸿章出访,而清廷也愿意玉成好事。甲午战败后,中国太需要朋友了。俄国联合法、德,强压日本归还辽东半岛,这在中国朝野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感激,甚至也引发了清廷外交战略的大调整。民国著名历史学家、李鸿藻之孙李宗侗(玄伯)就认为,三国干涉还辽后,中国的外交由“一体拒外”变为“有联有拒”,而“联”的对象,首先就是俄国。李鸿章以古稀之年出使欧美,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天朝帝国终于放下身段,开始主动地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国际政治了。
国际的反响是热烈的,除俄国外,欧美各国也纷纷向李鸿章发出邀请。俄国财政大臣维特(sergeiyulyevichwitte)在回忆录中说,俄国当时很担心李鸿章先访西欧再到俄国,那样可能会“深受欧洲各政治家种种诡计之影响”。因此,沙皇专程派遣乌赫托姆斯基(esperesperovichukhtomsky)公爵,前往苏伊士运河北口的塞得港,迎候李鸿章。李鸿章在向总理衙门报告行程的电报中也说,其已经与俄国约定,“免由法德行,至多周折。”
李鸿章访俄,是一台“加冕典礼搭台、中俄盟约压轴”的大戏。在俄期间,李鸿章多次受到沙皇接见,有时完全是极度机密的会谈,只有沙皇、李鸿章及担任翻译的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三人。俄方强调其对中国并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李鸿章在与沙皇的秘密会见(1896年5月7日)后,报告北京说:“(沙皇)谓我国(俄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
中国方面主张联俄的,不少还是李鸿章的政敌。倒是李鸿章本人因为对日和谈后成众矢之的,默不敢言。李鸿章的首要政敌翁同龢就曾在日记中说“联俄结俄之事,同龢已视为必然。”在李鸿章离京前,翁同龢居然专程拜访,密谈联俄大事。而李鸿章从俄国所发回的所有密电,均由翁同龢与张荫桓亲自译码,连军机章京都不能经手。
对于联俄的必要性,另一个政界大佬张之洞认为,五大国中,英国为商业利益大挖中国墙角,法国依仗教会诱拐中国百姓(当时法国正担任天主教护教国),德国无任何殖民地与中国并不接壤,美国从不肯卷入他国的纷争(当时奉行门罗主义),因此只有俄国能“立约结援”。张之洞认为,从康熙皇帝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以来,两国已经是有着两百年交往的“盟聘邻邦”,“从未开衅,本与他国之屡次构兵者不同,且其举动阔大磊落,亦非西洋之比。……正宜乘此力加联络,厚其交谊,与之订立密约。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若中国有事,则俄须助我以兵,水师尤要。”就是说,为了与俄结盟,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俄国开出的价码,仅“借地修路”一项,还是件双赢的好事,当然令清廷喜出望外,愈加感觉俄国够哥们。中俄密约仅经过几次电文往来,就迅速地得到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批准,这在凡事推诿、拖沓冗长的大清来说,的确创造了一种“莫斯科速度”。而在北京举行的换约仪式中,翁同龢等要臣均出席,并在签字后“举酒互祝”,互赠礼品。奇怪的是,尽管李鸿章此时正夹着尾巴做人,早请示、晚汇报,对北京的指令言听计从,日后却依然将这笔“卖国”的帐只记到他一个人头上。
李鸿章在俄国的长时间逗留,令西方各国嗅到了中俄之间正在发生某种大事。这一时期的西方报纸,都充斥了对中俄密约的猜测,以及两国政府对此的坚决否定。
一个广为流传的疑案是:俄国政府为密约向李鸿章行贿了三百万卢布。当时任俄国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的罗曼诺夫,在其于1928年出版的《俄国在满洲》一书中说,俄财政大臣维特为感谢李鸿章推动建筑铁路一事,将付给李三百万卢布。而李鸿章在俄期间的“全陪”乌赫托姆斯基(后出任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在其回忆录《对清国战略上的胜利》中,也提到了的确有这样一笔特别经费。
这笔对李鸿章的政治品格杀伤力最大的特别经费,虽然名为“李鸿章基金”,但经众多历史学家考证,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李鸿章收取的贿金。能够确认的是:一、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笔“交涉特殊用项之基金”;二、这笔基金一直存在华俄道胜银行帐户中,由俄国财政部总务厅管理支配;三、这笔基金的确有一百七十万卢布被中国人领取(有研究认为这是中国官方从合资铁路公司中获得的津贴);四、该笔基金更多地是被沙皇本人当作了小金库,支出浩大。
维特本人对此是否认的,但国内有历史研究者认为这是他在为李鸿章掩饰。其实,细读维特回忆录,他还提到当1897年俄国因侵占关东地区而与中国关系紧张时,他曾提议给李鸿章赠送五十万卢布,维特说这是他和华人交涉中唯一的一次贿赂,而且李鸿章是否收下该款尚不得知。可以肯定的是,维特并没有为李鸿章作尊者讳,他对李鸿章在中俄密约中收受贿赂的否定,应该是相当可信的。
超规格的接待、加冕典礼的极尽奢华以及中俄密约的顺利签订,这些都令李鸿章在俄罗斯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但中俄密约墨迹未干,“同志加兄弟”的老毛子便突然翻脸,先是和德国一起演了出双簧:德国借口要为被“暴民”杀害的传教士讨个说法,出兵胶州;俄国以协助中国为名,随后派出军舰占据旅顺大连。
史家一般认为,在中俄密约一事上,中国被暗算了,黄遵宪在挽李鸿章的诗中就有“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的慨叹。但次类事后诸葛亮的见解并无助于厘清历史的真相。
中俄结盟,对俄而言未必是权宜伎俩。孙子兵法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攻”,在甲午战争“伐交”层面上,日本正是在英日条约修订后的次日,才敢下达向中国开战的总命令。而英国扶持日本的目的就是遏止俄国。作为反制,中俄结盟对俄而言是必然的战略选择。英国报刊上就有评论认为,李鸿章被俄国人的甜言蜜语所骗的想法是幼稚的,中俄结盟完全是有利双边的选择,新经重创的中国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维特则认为,俄国执政者后来的短视,破坏了中俄密约的战略意图。他直率地指出,俄国强占旅顺大连的“侵夺行动,实为违反条约,达到极点”。他担心如此背信弃义,将刚赢得的中国对俄好感一扫而空,对俄罗斯极为不利。为此,他与军方进行了激辩,甚至要求俄军立即从旅顺大连撤军,用实际行动赢回中国人的谅解。
维特的担心成了事实,俄军的铁蹄令中国人、尤其是李鸿章承受了前所未有的被出卖、被愚弄的痛苦和愤怒。经此创痛后,中国的外交再度由“有联有拒”往回收缩,但不只是退回到“一体拒外”,而是“一体仇外”,终于爆发了玉石俱焚的义和团运动。在随后的日俄战争中,尽管清政府宣布中立,但无论朝野,都一边倒地站到了日本的一边,不少中国人甚至与日军并肩作战,而孙中山和秋瑾等人,也一次次地为日军的胜利而欢呼雀跃、大唱颂歌……
一段以海誓山盟开始的浪漫情感,本可以发展成相濡以沫的模范婚姻,却在野心者的短视中成为了苟且的偷情。中俄之间从此注定了挣扎在互不信赖却不得不时时勾肩搭背的孽缘之中。而对于1896年正沉浸在加冕盛会狂欢中的李鸿章而言,他所能做的的确只有为自己“以夷制夷”的再度成功而自豪,并终于有了足够良好的心情,去会见那等候在下一站的伟大的俾思麦……(本文来源:国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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