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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贡陷落后的巴黎街头
——斯托里《越南战争求索》尾声之一
昨天夜里睡得很晚，当美国之音播出《西贡陷落》的消息时，我还在沉睡，起床之后，我就看到摆在桌面上的法新社编发的《每日要闻》，我一边嘬着咖啡一边嚼着夹肉面包，一边飞速地翻阅连篇累牍的世界各地新闻摘要。唯有合众国际社记者列昂·丹尼尔的《西贡陷落》的电讯是全文收录。我有点嫉妒，也有点后悔，我不该过早地离开南越，这是我判断的失误，原本以为，西贡政权无论如何糟糕，也能支撑到1975年年底，没有想到美国一松手，这个南越王国在55天之内，就像抽了筋、剔了骨似的仰天倒地了！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就使美国乃至世界作出清醒的反思：美国不惜血本拯救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美国公众将认为他们的子弟会为这样一个形同朽木的“国家”去献出鲜血和生命，实在冤枉，实在不值得！
不过，我得赞赏我的同行的消息写得生动、简洁而传神，现在，我把它抄录如下：
西贡陷落联合众国际社西贡1975年5月1日电（记者：列昂·丹尼尔）我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然而，只有在我从窗口向下俯视时，我才感到战争确确实实结束了。
在窗下，共产党的坦克正穿过“杜·多”大街耀武扬威地隆隆开过去——这条大街上到处都是酒吧，它们曾吸引过数以千计的美国大兵。
北越和越共的坦克正在把“杜·多”大街的沥青路面轧出条条轨痕。这是一条破破烂烂的半英里长的大街，是乞丐、窃贼、娼妓日夜出没的地方。
在“杜·多”大街——即越语“自由”大街——过去几乎是你想买什么，就有什么。
在南越的新统治者看来，“自由”大街无非是资本主义最恶劣的表现。
4月30日，美国支持的南越政府向共产党投降，从而结束了延续十几年的越南战争。几个小时后，共产党的坦克就隆隆开进首都。
合众国际社西贡分社社长阿兰·松森和我一道，从我们办公室的窗口冷眼俯视共产党军队镇压最后的反抗。
共产党军队开炮轰击满载船员及其家属的南越海军船只，这些船只试图顺西贡河逃逸出去，逃到南海安全的海域。
夜幕降临后，我们目睹远处的弹药堆在爆炸，曳光弹在被炮火映得明如白昼的夜空中横飞。当枪炮声沉寂下来后，我们等着战胜者光临鄙分社。不过他们没有来。
我们只得冒险上街，朝着过去我们只能在战场上见面的共产党军队咧嘴笑。
他们中也有人咧嘴笑了，这使我们松了一口气。
在以后几天中，我们在大街上自由来往，边走边观察这稀奇古怪的和平。
大多数乞丐以及少部分娼妓又走上了“自由”大街，不过酒吧间都是大门紧闭，它们的屋顶上飘扬着越共旗帜，这使我们相信，这条大街永远不会是过去那个样子了。
我来到一号公路，只见到处是打坏了的坦克和卡车，既有南越政府的，也有越共的。难民们成群结队向北走，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向南奔逃——目的地是他们中许多人永远找不到的安全地带。
通往北方的公路上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有平民，也有军人。尸体发出令人作呕的臭气，同战场的硝烟气味混杂在一起。
这几天通讯联络中断了，现在我们总算有心肠回顾美国撤离南越了——这次撤离，终于使美国在卷入越南战争四分之一世纪后脱了身。
我至少遇到了五、六个没有来得及乘直升机撤离的美国人。他们对这次撤离的组织工作均持批评态度。
他们大多数为那些曾为美国人服务过的越南人的厄运感到伤心。美国官员曾警告这些越南人可能发生屠杀，却没有把他们撤出来。
不过，这儿看不到发生屠杀的迹象。
西贡陷落的前天夜间，我见到许多越南人不顾一切地试图离开。没有来得及离开的越南人，现在问留下来的少数美国人该怎么办。
地道尽头的光明熄灭了。然而，不管这是好还是坏，越南南方总算走到了地道的尽头。
5月，这是巴黎色彩最为艳丽的季节。阳光明媚，气候宜人，百花盛开，芳草如茵。
面对着这条消息，我想象不出21年前被奠边府陷落的消息所折磨的巴黎人，对西贡陷落有何反应，它是不是又唤起往日的酸楚？当时，法国的历史学家拉古杜尔就对奠边府的失败这样写道：“这场灾难显示出这场战争几乎是不可能取胜的，因为在越盟后面，有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庇护所。因此，从1950年后，这场战争就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并且耗资奇巨，尽管钱是由美国支付。……”
说实在话，当时，许多法国人，愿意战争失败，以求解脱，因为他们已经厌烦透了，称之为肮脏的战争！
这时候，我忽然想到一个人，我想听听他对西贡陷落的反应。那将是极为独特而且有趣的，我急忙收拾起餐具，带上笔记本，直奔巴黎16区，在这个区的一所普通的公寓里，有一套简陋的二居室，那是越南的最后一位真龙天子——保大皇帝阮永瑞隐居的地方。
我没有乘车，在这明丽的温风荡漾游人如织的塞纳河畔行走，是一种精神享受。
我问一个手持《费加罗报》的教师模样的中年人：“先生，请问你看过西贡陷落的消息吗？有何感想？”
“若是你能问问美国佬有什么感想就好了，依我说，活该！”
这时候一对老夫妇凑了过来，老头带着几分虔诚怆然地说：“这是好事！美国的年轻小伙子不会再枉死他乡了，这是一种解脱。”
那老夫人的嘴唇翕动了几下，用低沉的直扣我的心弦的声调说：“它使我想到了奠边府，想到了我的死在奠边府的小儿子。……”接着就莹然欲泪了。
我问一个左臂挎着女友的青年人，他们似乎正沉浸在隐隐私语的情话中，那小伙子以毫不掩饰的厌恶打量了我一眼：
“先生，西贡陷落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你们看，”我指指已经走远了的那对老夫妇的背影，“他们的儿子就死在越南，咱们法兰西在越南已有百年的历史，那里有法国难圆的东方帝国之梦，怎么能说没有关系？”
“即使那样，我还是说：那跟咱们有什么关系？法国人还是多想想自己的事吧！”而后他挽起女友向布洛涅树林走去。
他们的回答颇使我纳罕，难道法国的新一代不再关心世界了吗？难道法国将从国际舞台上退到旁观者席上去了吗？声威显赫的法兰西已不再是骄傲自豪的象征，而变成因其风光幽美而驰名世界的旅游胜地了吗？我心怆然。
（二）安南之龙
——斯托里《越南战争求索》尾声之二
一位步履蹒跚老人迎接了我。他立即给我一种心灰意冷的印象，他的妻子因患伤风住在医院里，他在孤寂中度过漫漫长夜。他有着一幅标准东方人的脸型，依然保持着贵族式的尊严。他把我引领到二居室外的阳台上，对面是一片绿色的树林。在比较瘦小的越南人来说，他属于高大一类，由于背有些佝偻，显得比实际身型要弱小得多。
微皱苍黄的面容绝无生气可言，只是两只黄眼瞳里还闪烁着亮光。他的神态引起我的怜悯，后悔用西贡陷落的消息引起他的悲伤。他的头发灰白，稀稀拉拉，像一丛严霜摧残下的衰草。我递给他一支雪茄，然后在他的指导下，帮他烧了一壶浓酽的红茶。
当我考虑如何开头时，他却拿给我一份《世界报》，他指着那篇《西贡陷落》的通讯平静如常地说：
“记者先生，你是不是为它而来？”
我略带歉意地点点头，表示绝无触发他伤感的任何动机，只是想和他谈谈心。
“这个信息并没有给我带来伤感，自从1945年逊位以来，我对一切荣华富贵、地位权势和休戚荣辱，已经全不在意了。30年来，我离开祖国，寄居欧洲，先在瑞士后在摩纳哥居留了20年，然后又来到巴黎。……这些年来，我以平民和侨民的身份，过着默默无闻的日子，倒也无虑无忧消闲自在。我是依靠往昔的回忆生活着。……”
我看到这位失意的老人已经处于神情恍惚的状态，像走进了一场梦幻，我不轻发一语，呷着苦中略带甜味的红茶，仿佛在陪同他回到往昔。
“我对西贡毫无感情。”他的声音好像从历史深处传来，他的法语讲得非常纯熟，甚至还带着地道的巴黎韵味，“使我魂牵梦紊的是越南古都顺化，1926年的1月8日，我在那里登基，那一年我13岁，也是阮氏王朝13代君主，在西方，13是个不吉利的数字，而在东方却代表了吉祥，……你到过顺化吗？……”他仰起脸来问我，带着一种期待的追念的神情。
我说我到过，并且把顺化着实赞美了一番，尤其使他感动的是，我曾去瞻仰过顺化皇陵，那是阮朝皇帝的陵墓：散布在香江东西两岸的山岭上，也许受了北京明代十三陵的启示。其中以世祖阮福映的嘉隆陵最为壮观。布局威严、青松苍郁、环境清幽，陵墓对面是远近起伏的36座峰峦，被公认为形胜之地。这里充分表现出汉文化的影响——华表耸峙、殿宇巍峨，拜祭殿前，有宽阔的市道，两边有石人石兽，后为宝城——即墓穴所在处。
我告诉他，我曾游览过六座陵墓，即嘉隆陵（世祖阮福映）、明命陵（圣祖阮福咬）、绍治陵（宪祖阮福璇）、嗣德陵（翼宗阮福（埘））、同庆陵（景宗阮正蒙）还有阮宝岛的启定陵。其余三陵因距市区较远且无特色，故未一一瞻仰。
没想到听到此处，阮永瑞——这位末代皇帝，潸然泪下掩面而泣，他是注定进不了皇陵的了！过了大约三分钟，他才止住唏嘘，仰起脸来：“天不佑我，我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代雄主完成帝国大业的人！”阮永瑞因面部过分苍白憔悴而眼睛反而显得明亮起来，里边浮动着悲愤与辛酸，“后来，我知道无力回天了。因为那是时代的趋势而不是我阮永瑞无能……”
我静静地不动声色的听着，发现他的目光似乎穿越了时空而延伸到一个极其遥远的所在，他的充满激情的絮语已经不单是对我诉说了。
“我在12岁那一年，跟随我的父皇启定皇帝，参观殖民博览会，那时，我就懂得法国人便是印度支那的真正统治者了。1883年8月，在我还未降生的30年前，法国就派兵攻占须安港，强迫我国与法国订立城下之盟，按新的顺化条约规定：‘安南（越南）承认接受法国的保护权，在一切对外关系上，法国将代表安南。在外国的安南人，将受法国保护。……’然而越南民众群起反抗，中法战争也由此爆发。法军不断增兵，攻占越北，而后又侵入中国的台湾、云南的马关。
“中法战争结束，法国确立了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并且在越南的南圻、中圻、北圻，采取了不同的统治形式。南圻是法国直辖领地，设法国总督；中圻则称保护领地，也就是保留阮氏王朝，这个王朝又在法国保护之下，派驻法籍总督。这个总督便是阮氏王朝的太上皇；北圻为半保护领地，由阮氏王朝派出经略使治理，后来又并人保护领地，由法籍总督统一管辖。与此同时，法国占领了柬埔寨，1887年，法国将越南和柬埔寨并为‘印度支那联邦’，沉入了东方帝国的迷梦。
“接着就是民变蜂起，内忧外患使我父皇寝食难安一病不起，中道驾崩。那年我13岁，接过父亲皇位之后，一心开创帝国大业，我向百官郑重宣布：我的宏伟目标是在越南重演60年前日本明治天皇维新事业的成功：既向世界开放，又保持民族之魂，那时百官欢呼膜拜，几乎都相信我能担当起振兴越南的重任！所以我的年号定为‘保大’，意思就是开创新纪元的伟人！
“无须讳言，我曾想从法国殖民者手中摆脱出来，但我又不能不感谢法国。在它的支持下，阮氏王朝才得以生存。越南历史上，不管李朝、陈朝和前后黎朝，没有哪个朝代能像阮朝那样全面持久地统治过越南，那就是法国远征军的援助，是它帮助阮朝镇压了农民起义、抵制了其他方面的攻击。我也衡量过服从或是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利害，觉得还是屈从为上。
“原因是反抗必将遭到残酷镇压，就像我的祖上咸宜（阮雍历）、成泰（阮宝檐）维新（阮永珊），他们也想独立自主恢复一个国家皇帝的尊严，结果，有的被毒害，有的被废黜，有的被流放到孤岛上了结残生！
“我也仔细考虑过，尊严固然可贵，当获得尊严后必然失去保护，结果被农民起义或是外来势力推翻，不但保不住尊严，连从属地位也保不住，我开始懂得了明哲保身的道理。我慢慢悟出了悠悠万事多是苦乐相济，幸福与烦恼共存，权力的峰巅也是最危险的境地，历来多少帝王总统被刺被害，那是一个日夜难安的老虎之背，稍有不慎就会跌落下来被虎吃掉。
“我也悟出了威严的帝王生活有时不如平民自由自在，室内的珠宝玉器不如平民窗前的一株芬芳的鲜花，珍馐美馔不如粗茶淡饭养人。……
“在我登基之时，曾为我的显赫地位陶然自负，并没有意识到帝王之位犹如身处危崖绝顶，四周都是危机四伏的峭崖深渊，容不得半点疏忽，一旦失足就会跌落下去碎骨粉身。
“我明白，法国已经把越南视为它的版图上的一颗明珠，视为东方帝国的前哨。因为越南地处东南亚要冲，海岸漫长资源丰富，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我说得并不过分吧？”
“当然，”我点点头，“越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理优势！我参观过顺化古城，它似乎是中国与法国的合璧，皇城建筑式样，很像中国北京的故宫，而皇城外层却多是模仿法国的建筑。……”
“这是历史必然的一种文化交流，先期自然受中国的影响，后期法国的优秀文化也渗透进来。斯托里先生，你对顺化观感如何？我已经离开几十年了，有许多景象至今还历历在目，当然那只是旧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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