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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了这些传言之后，于孝天一笑置之，该干什么还继续干什么，为此一些大臣开始动了心思，觉得当今圣上现如今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锐意进取的圣上了，于是便开始懈怠下来，甚至于开始在下面做起了小动作，试探着干一些中饱私囊或者结党营私之事。
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事情似乎没他们想的那么简单，一些大臣官员，刚刚懈怠下来，或者是干出了一些小动作，马上便被都察院逮住了马脚，立即奏明于孝天，很快将其逮了起来，送交了刑部审问之后，移交了大理寺速判速决，又一次抓杀了一批贪官污吏。
这一下很多大臣意识到现在的这个圣上，表面上看似乎是不怎么过问朝政，但是实际上心里面却亮堂着呢！想要在他手下做小动作，恐怕当今圣上眼里面揉不得沙子，所以很快就把这种歪风给压制了下去。
承天六年，东征倭国之战基本上宣告结束，于孝天下旨将原来的倭国改为东海省，并且下旨招募移民，移居东海省。
这时候大中国内已经开始呈现出了初步的国泰民安的状况，各种惠民新政的推行，让老百姓们获取到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所以各种零星的骚乱，也逐渐的烟消云散。
随着前期对于河道的巨量投入修缮工程的结束，原来各地河流泛滥区重新恢复平静，大量泛滥区的农田开始得以复耕，加之配套的水利工程的建设，使得北方产粮区的农业生产开始进入到了平稳提升阶段。
随着连续几年的复耕面积扩大以及各种良种推广种植，使得北方虽然继续在受到小冰川气候的影响的情况下，但是粮食产量却年年都在稳步提升，而且随着各种高产作物比如良种稻子、旱稻以及选育出来的良种小麦还有红薯、玉米、土豆等农作物的推广种植，使得整个北方的粮食产量年年都在用一种翻跟头的速度，得到大幅的提升。
而北方农业的逐步恢复，也使得北方对于南方粮食的需求量开始大幅度的减少，这也就大大减轻了南粮北运的压力。
加之于孝天登基称帝之后，竭力推行鼓励工商业发展的各种措施，使得北方经济也在迅速的恢复并且大步提升，这也使得大中朝的财政收入年年都在翻着跟头的提高。
这还是于孝天始终在坚持较低税赋结构的基础上所获取的结果，采取轻赋养农，轻赋养商等措施，多年未增加税赋收取比例和额度，并且要求这样的轻赋政策，一直推行下去。
老百姓们从中获取到了大量的实惠，以前他们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当然手头不可能有多少闲钱。
但是随着于孝天推行轻赋养农的政策，使得农民们渐渐的开始通过种田，可以得到少量的积蓄，虽然他们还是很穷，但是手头却多多少少的有了一点闲钱，人手中有了闲钱，肯定会大方一点点，对于各种日用品的需求也就随之提高一些，积少成多之下，也带动了小手工业者的发展。
社会分工到了这个时候，开始变得比以前更细化一些，原来农民的那种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社会消费能力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而虽然明朝期间，表面上明朝重农轻商，但是所谓的重农不过是不断的压榨农民，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的财富罢了。
而轻商看来表面上是对商业很有好处，不收取商业税，但是实际上却只是便宜了一些和官府官员勾结的大商贾，真正对于普通的商人来说，官府经常性的强行采购，要么不结账，要么给的价格极低，使得商户或者小手工作坊经常性的因为这些原因，导致倾家荡产，最终只能走上破产，流落街头成为乞丐的道路。
但是随着大中朝建立之后，吏治清明，严查严办各种官商勾结，或者是强行对商户进行加派的事情，表面上大中朝增加了对商人的收税，似乎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但是实际上对于很多商人来说，他们免去了被官府敲诈勒索的重担之后，却大幅度的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另外随着大中朝推出统一的货币政策，发行了统一的货币，把金融市场给控制了起来，大大方便了商业流通领域交易的过程，也推动了商业化的发展。
还有就是大中朝不断的进行各种基础建设投入，官方采购数量逐年增加，于孝天在很多工程或者官方采购方面，推行了公开招标制度，取消以前的暗箱操作，把官方采购放在明面上，让商人们竞争。
这就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官商勾结暗中作弊的手段，使得一些有技术有能力的商人，不再需要去贿赂官员，通过正常的竞争获取到官方订货，而且中标之后会和官方签订和约，也就是合同，官方被严令必须按照合同进行结算，不得拖欠或者是拒不结算。
这样大批的官方订货，也大大推动了工商业化的发展，致富了很大一批商人。
但是中国人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那就是有钱之后，不知道该怎么理财，他们最喜欢也最习惯的办法，就是购买土地，好像土地是他们最放心的理财方式。
而大中朝的大陆上，现在因为土地税赋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遏制了这种土地兼并的欲望，买的土地越多，就要交税越高，以至于买的地多了，反倒非但不能赚钱，还要年年赔钱。
这就让很多有了钱的人，不知道赚了钱之后，该把钱投到哪儿去，只能在家挖地窖把钱藏起来。
这将会造成大量的货币最终沉淀在社会之中，对于经济发展将会构成相当不良的影响。
在这方面户部方面和国有银行方面，也颇为头疼，于是于孝天指点他们，推出利息存款和放贷业务。
其实放贷业务，在很早很早以前，钱庄或者钱铺就在做，但是这个时代私人钱庄的贷款业务，还有地主们私下里的借贷利率非常之高，一个月的利率最高的可以达到三成甚至五成，并且很多地主通过这种贷款的手段，来控制和剥削那些小户农民，从他们手中榨取更多的财富。
这样也导致了很多迫不得已从他们手中借贷的小农小户或者小手工业者，最终因为还不起利息，而走上了破产的道路，不得不把他们的土地或者是房屋抵给借钱给他们的那些地主或者钱庄。
在大明时期，这种情况十分严重，在最为富庶的南方等地，许多农户或者桑蚕养殖的农户，就因为这样的情况，而最终破产流离失所成为乞丐。
现在于孝天在承天五年，随着新货币政策逐步落实，统一的货币，已经全面获得了民众的认可并且开始取代了旧式的货币，成为了唯一的货币之后，下旨从原来的大中国有银行之中，分出了两个分支机构，一个专司负责经营对农民的小额贷款，另外一个则主要负责针对工商业的较大额度的贷款。
同时准予他们吸收存款，但是存款利率较低，贷款的利率也较低，使得老百姓从这两个分支机构贷款，免去了被那些地主或者私人钱庄的重利盘剥。
本身大中国有银行的信用现在已经建立了起来，放眼那些私人的钱庄怎么都不可能在规模和信用上和大中国有银行相媲美。
虽然国有银行吸纳存款利率不高，但是却相对比把钱放在私人钱庄之中稳妥万倍，大部分老百姓还是愿意把富裕的闲钱，放在国有银行之中，吃一点利息的。
另外通过户部，颁布了一套规范私人钱庄的制度，限定了私人钱庄和私人借贷，规定了不得超出的最高利息额度，以及收储的利息额度，准予他们吸纳存款的时候，可以比国有银行高一些，但是也不能高的太多，同时放贷的时候，利息也必须被限定在一定比例。
随着国有银行贷款的业务开始拓展之后，低廉的贷款利率立即吸引了大量的民众到国有银行借贷。
这么一来原来靠着放高利贷过活的那些地主劣绅还有一些钱庄，就失去了业务，没人找他们贷款了，他们的钱就放不出去，放不出去还要给把钱放在他们手里面的人出高额的利息，他们就成了纯赔钱的买卖了，赔钱买卖谁都不干，所以他们只能迫不得已关停他们的业务。
这也导致了大批私人的借贷逐步的被逐出了市场，倒闭了一大批小型的私人钱庄，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坏事，但是却实际上使得大中朝廷掌控了整个金融市场，规范了金融市场，同时也避免了小型的私人钱庄出现风险，导致民间闹事。
这也就把不少闲散的资金收到了国有银行之中，可以让大中朝廷有能力调度更多的资金，集中力量办一些大事，投资建立更多的国有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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