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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冬天，一股瘟疫在红军中蔓延开来，就是所谓的打“AB团”。上级肃反委员会给黄克诚送来了第三师“AB”团分子的名单，要求按名单捕人。黄克诚发觉，被写上“AB团”黑名单上的人都是红军中的战斗骨干。哪有那么多“AB团”分子呀？这样搞，会出大乱子的呀！他想不通。
黄克诚知道硬顶的办法行不通，即使自己不肯捕人，肃反委员会也会自行把人抓走，于是他把肃反委员会通知要抓的人送上山躲藏起来，每天派人上山送饭吃。打起仗来，他派人叫他们下山，回各自的部队参加战斗，打完仗马上再上山躲藏。这些上黑名单的“AB团”分子明知一旦被捕生命难保，但他们打起仗来照样勇敢，照样冲锋。
在一次战斗结束时，准备上山躲藏的一位同志尚未来得及离开，被肃反大员抓住杀掉了。肃反委员会因此怀疑黄克诚有问题，把他抓起来审查。幸好此事被军团长彭德怀知道了，他拍着桌子质问肃反委员会凭什么抓人？肃反委员会拿不出证据，无言以对，只得将黄克诚释放，但不准他再带兵，撤销了他第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
50年后，黄老收到了一封信。来信的是一位江西人，探问他的一位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死去的叔叔的情况。黄老回信说，那位烈士很英勇，在对敌作战中牺牲了。之后他对家人说：“为了安慰问询者，我没有对他讲真话。那是被自己人杀了呀！”
第二次是1932年10月，上级撤销了黄克诚师政委职务，调任营政委，同样降了五级。
1932年初，红三军团西渡赣江之前，在田村召开干部会议批判黄克诚，指责他反对攻打中心城市是对抗中央路线。黄克诚不服，在会上同批判他的人发生激烈争论。部队渡过赣江后，一边行军，一边继续组织对他的批判。军政委贺昌多次找他谈话，说服他认错。黄克诚竟回答说：“现在不服，将来也不打算认错，准备再争论20年！”
黄克诚将军以后回忆说：“贺昌是一个品质很好的共产党员，他同我之间多次因意见不合而争论，但从不因此而打击报复，该争的争，该配合的照配合，不存在个人恩怨问题。”
同年10月，宁都会议结束后，红三军团政治部在广昌召开会议，黄克诚再度被批判。因为他直言王明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上级认为他的态度不好，不适宜带兵，撤销了他第三师政委的职务，先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不久又解除他宣传部长的职务，将他下放到教导营任政委。
1933年4月，在彭德怀的直接干预下，黄克诚被任命为红三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
1933年9月间，蒋介石纠集了100万军队，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达50万以上。这期间，黄克诚向军团领导同志谈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建议。考虑到自己一再被批判为右倾，屡次向上级建议而不被采纳的情况，他恳切地请军团领导出面向中央建议，请毛泽东重新回来指挥红军。
彭德怀说：“再提意见，你就要被赶出红军了。”
黄克诚说：“我又不是哑巴，岂能有话不说？”
彭德怀说：“暂时少说是为了争取多说。你少说，我多说。你要是不停地说，很快人家一句也不让你说。”
黄克诚痛心地说：“如果继续照这个样子打下去，必将断送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
第三次是1935年，任团政委的黄克诚被撤职，随军反省。后担任侦察科长，降了一级。
1935年2月，红军长征攻占遵义城后，黄克诚找了一大堆报纸，研究分析半年来的形势。他了解到，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革命根据地遭到敌人严重摧残，留在中央根据地的红军部队大多被打散，许多着名领导人相继遇害牺牲或下落不明。
他联想到，红一方面军在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受到很大损耗，长征后，到强渡湘江时，主力部队折损过半；此后又经一路苦战，两夺遵义，又有伤亡和减员。
他认为，红一方面军再也经受不住这样巨大的损耗了，他深感珍惜当前尚存的有生力量至关重要，应尽力避免与敌人打硬仗、拼消耗，为中国革命保存火种和骨干。
他找到一位上级领导同志谈了自己的想法，建议尽快找出打开新局面的办法来。由于他长期以来被视为右倾，这次同领导的谈话又被误解。上级怀疑他对革命悲观失望，缺乏信心，认为他不适宜继续担负领导工作，尤其不能再带兵了。
于是，黄克诚再次被撤销职务，让他随军反省。经他一再请求，后来任命他担任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
第四次，是任教导营政委的黄克诚被撤职，当一名普通战士，成为3万名红军士兵中的普通一员。
红三军团进到西昌的时候，袁国平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书记张闻天做报告，批评黄克诚是老右倾机会主义。
王平上将回忆说：黄克诚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不光是我，就是对绝大多数领导来说都是个谜。我只是听人讲在行军休息的时候，有人问：“红军这样走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黄克诚说：“大概要走到喜马拉雅山吧。”我想为这类事也不至于点名批判吧。
事后我们才知道，黄克诚当了会理会议的替罪羊。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对林彪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因为林彪曾写信给毛泽东，要求由彭德怀来指挥红军。
当时不好点彭德怀的名，只好拿黄克诚来开刀。
黄克诚对自己屡次受批判和撤职处分虽然不能理解，但他并不因此沉默。在雪山、草地的艰苦跋涉中，他仍不断向上级提意见和建议，有时直接对上级领导提出批评。
到中央俄界会议后，黄克诚便被调离主力部队，担任军事裁判所所长职务。
有一次，上级让他审判处理一批掉队和讲怪话的干部战士。黄克诚坚决不同意，他说，在情况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一些同志因体力太差而掉队，不能认为是叛变逃跑；尤其是那些伤病的同志，更是情有可原。而个别同志偶尔讲几句怪话，发点牢骚，算不得什么大问题。他还说，下面同志讲怪话、发牢骚，不能全怪他们，这和某些领导同志搞特殊，不以身作则有很大关系。
黄克诚这番实事求是的话语被认为是“狂妄”和“不服从领导”，于是，他再次被撤职，当了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
请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在一支衣冠不整、装备残破的由农民为主组成的军队中，突然出现了一位戴金边眼镜的瘦个子，他一会儿指责这样做不对，一会儿批评那样做不行，其后果会是什么呢？
黄克诚的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这位戴金边眼镜的瘦个子红军，终于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1945年以来，在毛泽东延安窑洞的案头上不断出现署名“黄克诚”的电报：建议中央立即派大部队到东北去，不管红军同意与否，要下决心进军东北……东北既能派队伍进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五万人，能去十万人更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支持关内斗争……山东应调三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三万人至六万人去山东，在河南和华北平原主力的一部，应调山西，江南一个师主力应调回江北，只以一部留在江南活动……我认为目前我党没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
故集中兵力进行决战，当为当前之急；如依靠谈判或国际干预，均带有极大危险性。
1945年9月13日
这是黄克诚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日本投降不久，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奉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率第3师主力一部到淮南津浦路西，与新四军第2师会合，以阻止国民党桂系部队东进。在回师东北途中，即9月13日，黄克诚看到了中央转发的曾克林向中央汇报东北情况的电报，得知苏联红军已占领东北，我军已有少数部队进入东北。他就请当时任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给中央发电报，建议中央立即派大部队到东北去，不管苏联红军同意与否。饶漱石不同意发这个电报，黄克诚即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和军委发了这封电报。
6天后，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有计划地陆续向东北派遣军队。在很短的时间内，抵达东北的军队已达10多万人。黄克诚的建议，无疑对中央确定派重兵到东北起了一定作用。黄克诚将军晚年回忆说：“中央当时已经决定派部队到东北去，但派10万人这样多的部队到东北去，还是我首先提出来的。”
部队五十多天行军，极疲劳。因自华中沿途动员均说坐火车、汽车及到东北装备等乐观心理出发，现遇到极为困难之情况，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1945年11月26日
部队武器仅补充步枪一千二百支，轻重机枪四十四挺，山炮十门，野炮四门，尚不能补足，沿途留下之武器，且多破缺不全，为新部队丢下不用者。杨师、梁师稍多一点，干部战士对新部队装备完善，老部队破破烂烂极不满意。
1945年12月17日
三师及杨、梁等师，干部均感没有根据地，非肃清土匪无法解决目前困难，亦不可能生存发展，但迄今仍未划固定地区，向林总商讨，林孤掌难鸣，向东北局建议，则从不回电，对目前既不确定持久方针，又无救急办法，使情势无论上下均感惶惑，且有人提及有遭遇西路军危险之可能。
1945年12月17日
已进入及将进入东北之主力及新组成之部队，数目特别巨，但若无党政民之支持，无粮食经费的充分供给，无兵员的源源补充，将大减弱强大力量。目前东北大城市为顽军占领，乡村则被土匪所占据（大多与顽联系），我们则处于既无工人又无农民之中小城市。这样下去，不仅影响作战，且有陷入不利地位之危险。因此，运用冬季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之五个月期间，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建立各级党和政权，应成为当前之急务。
1945年12月29日
上面是黄克诚将军率新四军3师3.5万多人到达东北后给中央发的部分电报。
当时东北有三个叫得很响的口号，一个叫“独霸东北”，一个叫“拒敌于国门之外”，还有一个叫“最后一仗”。中央包括毛泽东主席，东北局领导包括彭真、罗荣桓等，不断指示进关部队迅速夺取大城市，与进关的国民党军决战。
毛泽东主席还电拟了一个十分具体的作战方案，由林彪或罗荣桓指挥，调部队至山海关、兴城的西面隐蔽集结，从侧面切断敌军后路，正面部队与敌主力决战，从而“一战解决问题”。而黄克诚将军则清醒地来了个“七无”，发出了“有遭遇西路军危险之可能”的警报，提出了建立“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议。
据说，毛泽东12月28日给东北局《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电报，就是根据黄克诚等人的意见拟定的。
黄克诚将军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将军，因为他能够认清别人认不清的目标，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
黄克诚和林彪——英雄所见略同
黄克诚将军的远见卓识主要表现在林海雪原的东北战场上。
锦州西65里，锦西县城东8里，有处不大不小的景致，叫作虹螺山。史书称：虹螺山“山脉自西而东，百余里。从各方观之，均成形，乡人因有‘八面威风’之称”。
站在“八面威风”上的林彪，此刻怎么也威风不起来。
这是1946年秋天，刚刚被任命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的林彪，能够调动的全部武装力量只有连土匪也难应付的一个警卫排。东北不是没有共产党的部队，但那些部队东一点儿，西一点儿，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没有打过大仗，又很难指挥得动。拿林彪自己的话来说，比指挥联合国的部队还要难。
有一天，林彪接到一个电话，脸上的愁容消失了，露出了难得的一丝喜气。
这个电话是黄克诚打来的，他告诉林彪，他从山东带来的三师3.5万余人到了，距虹螺山只有20里左右。
当天晚上，黄克诚和林彪见了面。炭火熊熊情融融。他们是井冈山的老战友，谈了一夜的话。林彪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也就是从那一天起，黄克诚决定把自己带来的部队直接归林彪指挥。据宋维轼将军介绍，黄克诚见过林彪后也非常兴奋：“他告诉我，林彪来东北了。林彪到东北指挥，我们肯定能打胜仗！”
黄克诚将军不会想到，在13年后的庐山上，林彪竟会冷冰冰地把他往彭德怀那边推。林彪也不会想到，再过20年后，当他成为罪大恶极的叛国者时，黄克诚竟不计前嫌，把他的一生放到了历史的天平上。如果林彪地下有知，他将羞愧万分。在许多方面，林彪比黄克诚强，但在个人的胸襟上，黄克诚比林彪强。
正是由于黄克诚的支持，林彪在东北战场有了与国民党周旋的“本钱”。
带到东北的三师后来演变成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野战军的三个主力军：新四军第3师第8旅、第10旅和独立旅，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2纵队（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后改称东北野战军39军；第7旅与山东八路军第7师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6纵队（司令员陈光，副司令员杨国夫），后改称为东北野战军第43军；以新四军第3师的三个特务团为基础，加上地方武装一部，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委陶铸），后改称为东北野战军第44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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