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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玉成就是这样一种性格的人，无论谁当他的上司，他都会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执行命令。1947年2月，“东总”首长命令，由6纵并指挥独立2师，配属炮兵1团、2团围歼德惠之敌。6纵司令员洪学智部署战斗时，开始确定温玉成的独立2师主攻德惠以南、铁路以西方向。这个方向离县城仅1公里，比较容易接近敌人。可是在总攻发起前，洪学智临时调整部署，叫温玉成把原定的进攻点让给16师，独立2师部队往西靠，攻打城西南有两个环城碉堡的阵地。当时，独立2师的其他领导意见很大，唯独温玉成没有二话。他说：“6纵领导已经定下来了，我们就要坚决执行命令。”温玉成积极部署，认真准备。这一仗，独立2师在相对困难的作战条件下，迅速攻占了两个环城碉堡，打开200余米的突破口。独立2师突击进城后，其他方向的攻城部队均未打开突破口，他们只得在城内孤军作战，伤亡400多人，最后不得不撤出战斗。
在辽沈战役中，独立2师改番号为34师，归12纵队建制。12纵队司令员钟伟看到34师即将攻下敌207师固守的最后几座大楼时，突然下令停止行动，把他的亲近的部队调来打。打了多次不能奏效，又命令34师打。当34师冲进大楼准备接受敌人投降时，钟伟又下令他的亲近部队接替34师。如此反复多次，温玉成率领的34师叫打就打，叫停就停，仍然没有二话。他还耐心地做部属的工作：“我们是军人，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温玉成在抗美援朝的首战中就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辉煌战绩。1950年10月25日，温玉成任军长的40军118师进到朝鲜北镇与温井的两水洞时，他未曾料到，抗美援朝的第一仗就要在他的部队打响。
这第一仗打响纯属偶然。原来他们部队是作为我军进攻的次要方向，配合38军行动的。40军的干部对此颇有非议，温玉成一边做工作，一边率领部队按规定方向前进。在行进途中，当他听到温井方向传来枪声时，立即命令部队采取同敌人预期遭遇的姿态先行占领东北侧的高地。
北镇至温井是一条长约20公里、宽约1公里的谷地，谷地两侧是连绵的高地。南朝鲜一个加强营根本没有想到我志愿军会突然出现，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两水洞这个典型的伏击战场。当他们从猛烈的枪炮声中惊觉到对手非同一般时，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祸已经接近尾声。当时可以看到，这个谷地许多火炮尚未开架，大批的弹药箱也没有打开。
彭德怀总司令在第一次战役总结时如此评价40军：“首战两水洞，吃了敌人一个加强营，打响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一枪。毛主席考虑，要把10月25日118师在两水洞打第一仗的日子定为志愿军出国纪念日，这是40军的光荣！”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战争年代，这是一名优秀军人必备的素质，但在和平时期，尤其在十年动乱的政治斗争中，反映在温玉成将军身上的这种军人素质明显地暴露出它的缺陷。
走进政治漩涡
1969年1月1日，是温玉成将军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他由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提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由大军区副职到副总长虽然都是副职，但这是由局部到全局的变化，由边防到首都的变化，由基层到总部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鼓舞人心的。但当温玉成将军这天乘坐三叉戟从广州飞往北京时，却是紧张大于兴奋，他深知自己文化水平低，对到北京大机关担任领导一点把握也没有。飞机离北京越近，他的心中越是忧虑和不安，不知道在北京，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
北京，给他带来了至高无上的荣耀，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厄运。生活的辩证法竟是如此无情。
温玉成将军能到总参当副总长，这不能说与林彪无关，但也不是林彪一个人的意见。1966年8月，广州军区机关贴出了“打倒大军阀温玉成”的大字报，当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温玉成将军多次挨斗挨批。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元帅向林彪汇报了温玉成将军在广州挨斗的情况，林彪和叶帅商量解决办法，于是代表军委最高领导的表态电话迅速传遍了广州：“温玉成是好同志。”后来，黄永胜不断向林彪反映，温玉成在广州工作下去很困难，总部其他人也有相同的意见。林彪说，可以把他调到总参来嘛！
如果不是“杨余傅事件”的发生，温玉成就不会到北京卫戍区任司令员，那也就不会和给他带来厄运的江青打交道了。1968年3月24日，发生在北京的所谓“杨余傅事件”，使温玉成将军走进了中国政治的舞台中心。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在处理“杨余傅事件”中，江青提名温玉成接替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林彪、周恩来都没有意见。但温玉成告诉笔者，这是主席定的。1969年3月22日凌晨，温玉成到人民大会堂118号毛主席办公室开会时，在走廊上见到了毛主席。主席问他：“你一个人去，单枪匹马去？”将军莫名其妙：“主席，我到哪里去？”主席说：“没有通知你？”
温玉成答：“不知道。”主席严肃地说：“叫你到卫戍区去，执掌京畿重地。”
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执掌京畿重地，历来地位十分重要。在“文化大革命”
中，北京卫戍区司令的地位更为重要，因为全国已经大乱了，北京不能再乱，必须要控制局势，这个任务在当时只能交给卫戍区来干。同时，卫戍区要保证北京的稳定又不能冲击了“文化大革命”的大目标，只能是乱中求稳，稳中又要保证有“乱”，以便达到毛泽东由“大乱”而“大治”的目的。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完成这样复杂的任务，这是对温玉成将军的信任，也是对他的考验。
可以看出，这时的温玉成将军已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了。作为副总参谋长，他仍然主管总参的作战事务；作为卫戍区司令员，他又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这样举足轻重的地位持续了整整一年。而到了1969年4月九大召开的时候，达到了顶峰。
据温玉成将军晚年回忆，他到北京后主要做了三件事：一件事是协助周总理解决全国交通混乱问题；第二件事是协助黄永胜处理珍宝岛事件；第三件事是协助谢富治管“样板团”。
应该说，温玉成到北京工作是很卖力的，但他往往是“费力不讨好”。
前面讲过，温玉成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军人，而不是一位政治家。他执行上级指示能够完全彻底，但对处理人际关系则一窍不通。温玉成是个老实人，他对上级的命令是忠实执行的，不会投机取巧，不会见风使舵，因此也常常被人利用。
温玉成将军协助谢富治管“样板团”时，文艺口“支左”部队要换班，谢富治和温玉成一起商量换班问题。当时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换班时把支持刘庆棠的军队干部换走了，而把反对刘庆棠的干部留下了。刘庆棠这一派告到江青那儿，江青大怒，要追查这件打击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谢富治对温玉成说：“你是协助我管样板团的，我们两个一起给江青写个检讨。我最近事情比较多，你先写，我们一起签个名交给江青，就把这件事了结了。”
温玉成不知有诈。他就叫秘书起草了个检讨，在检讨的末尾端端正正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还在自己的名字前留了个空位，让谢富治签名。
温玉成将军万万没有想到，这份检讨摆在江青办公桌前时，却变成了另一个样子：谢富治的名字并没有写在检讨书的末尾，而是写在检讨书的抬头上。这样就成了温玉成作的检讨，谢富治是审阅检讨的领导。
错误当然全都是温玉成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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