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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东峰：过去我们的一些报道、作品对他们（开国战将）的记述有失真的地方，大多数都是很正统的描述，从出身穷苦到参加革命，勇敢不怕死，高大全，或是夸大传奇，胡编乱造。因为我有这个条件，可以和他们直接接触，采取平视的角度来看他们、写他们，这些将军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有七情六欲。去掉光环以后，我觉得许世友朴实得像位老农民，张爱萍就像普通乡村教师一样谦和。陶勇将军结婚，找了一位知识分子，喝醉酒说：“真有意思，‘洋包子’把了个‘土包子’。”共产党将军并不都是“土包子”。刘震将军接受我采访，三次换三套衣服，高档服装，像个归国华侨。解放战争时，他在东北就穿自制吊带裤，家里有三辆秋林牌摩托车。邓华将军喜欢京戏，不但能上台唱，40岁时还能连翻几个空翻。你比如皮定均将军午休，打个呼噜即起。人称“皮司令睡觉，驴打滚”。1964年夏，皮将军率福州军区各军军长、师长至闽北武夷山看地形，跋山涉水，日夜兼程，众将领皆疲惫不堪，而将军脖子上挂一铜哨，哨响即出发。每至午后，将军说：“睡觉。”众将领刚躺下，哨声便响，皆恨之咬牙。“文革”中，有人言皮定均将军“战场上英雄，党内斗争狗雄”。将军坦言：“狗雄就狗熊，自己斗自己算哪路英雄？”
还有，与许世友同出自少林寺的钱钧将军也练得一身武功。“文革”时期他乘车途经南京中山门，造反派手持长矛要检查军车。钱将军笑笑伸出左手擒住逼在胸前的长矛，造反派想回收，长矛纹丝难动。将军又伸出右手握住长矛首端，略一使劲，铁矛弯成弧形，造反派大惊放行。
他们有土有洋，能土能洋。但往往土的一面写得多，洋的一面写得少。以后的将军很少有人能跟这批将军比，那么活泼鲜明，个性张扬。许多回忆文章和研究文章往往忽视了这些细节，忽略了感性认识。有细节的感性认识往往有助于我们对他们当时行为的正确定位，有助于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正确认识。
开国将军们应该说是经历了两次大的社会动乱。战争年代打仗，出生入死，轰轰烈烈；“文革”期间“三支两军”，又轰轰烈烈。因为两次都处于动乱岁月，生死绝境，以死相拼的力量远远大于优良的装备和从容的智慧。动乱的时期使其生命力异常坚韧，智慧超常发挥，生命力发挥到了极限，智慧力也发挥到了极限，聪明才智运用得淋漓尽致，个性张扬表现更加充分。经历了生与死，大彻大悟，死了好多次，思想境界也得到了提升。
他们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也有着人性共有的特点和弱点。他们一生所经历的艰难困苦非常人所能及，在历尽肉体和精神的苦难，在一次次大起大落是非曲直当中，他们呈现出一种常人无法相比的“气象”，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一群人。
这些将军绝大多数都负过伤，都经历过死亡。粟裕六次负伤，两次重伤；许光达两次重伤，由上海转到苏联治疗；罗瑞卿已经要进棺材了，又活过来，棺材都做好了，发现还有一口气，又救过来了；许世友负伤八次；刘震两次负伤；张爱萍是位儒将，也负伤六次；贺炳炎十多处伤疤。而和平年代的将军，没有经历这么多的生死考验。
田炳信：中国的将领是非常服从命令的，党性很强，但又是个性非常张扬的。这些将军们对元帅的评价又是怎么样的呢？
吴东峰：是的，他们党性很强，个性又很张扬，这是矛盾的统一。是和产生中国军队的客观环境有关。中国军队的诞生、发展和壮大离不开山头。每个山头的头，一般就是元帅，因此每个山头的将军对他那个山头的元帅评价都比较高。如果不论战功，我个人觉得刘伯承和林彪很值得研究，他们对中国军队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刘伯承在战争年代编译了许多军事论文，对我军中高级指挥员影响很大，他翻译过苏联的《步兵操典》、《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合同战术》等，整整影响了一代指挥员。林彪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于战术思想的普及，解放战争在东北提出“三三制”“一点两面”“四快一慢”“四组一队”“三猛战术”等，通俗、易懂、好记，对当时以农民或基本上是文盲为主体的基层官兵改变游击战习气，进入现代战争的转变影响巨大。
这些将军们所经历的战争年代特别长，从辛亥革命起，近半个世纪，大多三十多年的战斗经验；而且是从未间断过，经历的时间之长罕见，次数之多也罕见，浴血奋战，身经百战毫不夸张，甚至是上千战。除了经历军事斗争，也经历了政治斗争的残酷，这是我们的后代将领无法经历的。战争年代的短兵相接、肉搏、面对面拼刺刀，血流成河，也是后代将领所无法经历的。
田炳信：一将功成万骨枯，情感的、心灵的创伤也是残酷的，身边的最熟悉的人都死去。
吴东峰：是的，大多数的将军是农民出身，所以很多时候也许要用朴素的心态去理解他们。新中国成立后皮定均将军休过一次假，回老家探亲住了一天，就跟他夫人讲回去。夫人不理解，你动员我来，说家乡有多么好，为何只住一晚就回去？皮将军后来解释说：你看我带着老婆、孩子回来了，衣锦还乡了，可那么多人跟我一起出来都死掉了，他们亲人好受吗？
战争给将军们留下很多难以复原的创伤，乃至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性格、爱好，如林彪、许世友喜欢坐车颠簸。很多将军在战争年代生的子女都夭折了。黄新廷将军爱人曾告诉我，有一年冬天，和一些家属去部队探望，由于路途遥远，天气冷，就把小孩放用棉被裹着。放在箱子里，到了目的地了，夫妻团聚，非常高兴，可有的把箱子里的孩子打开来看，却发现孩子已经冻死了，这种大悲大喜，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他们张扬的个性也是战争经历所造成的：死都经历过了，还怕什么？
田炳信：战友、亲人的死去，给他们留下的创伤是一般人无法体会到的。而对国家的忠诚更是到死相随，像胎记永不消失。
吴东峰：这种心灵的震撼是巨大的，这些将军身边死去了成百上千的人——同乡、战友乃至亲人，所以他们不但是战争的强者，无疑也是人生的最强者。我在采访时，有的将军说：现在有些西方国家想要推翻共产党，我了解的情况是，只要这一代人在，就没有能推翻的了，你想他们身边死了几千个人，能把江山让人？顶多再死一次，怕什么！很多将军死后，要与他们当年的战友埋在一起，这些忠魂一直缠绕着他们，心态很复杂，有的牺牲是必需的，有的牺牲是失误造成的。
田炳信：他们这些将军晚年时期的心理状态怎么样？
吴东峰：大彻大悟了，也有人对战争的反思，总的来说还是自豪的。颜文斌将军十次受伤，三次开刀，关公刮骨疗伤也不过如此，有一次已经被民工挖土埋了，他又坐了起来。刘昌毅将军全身上下都有伤，他说，负伤后做手术取弹头所受痛苦比中枪时更加难受。成都军区原副司令员许其孝将军腹部有三十几处弹创，他拍着胸脯对我说：“我可是前面负伤，后面负伤那是逃兵。”
田炳信：中国的开国将军哪个省份最多？
吴东峰：湖北，江西，湖南，四川。
田炳信：战争年代将军们的优点和缺点就两个字，和输，其他的缺点、弱点在那个兵戈相见的年代无人顾及，而和平年代，人们的评价就多了。
吴东峰：这些将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生理超常发挥。决心大，要牺牲一部分人，包括牺牲自己，敢于牺牲，哪怕一个连，一个排，一个团，当机立断，牺牲意味着不惜成本。不但要有战争智慧，更重要的是战争决心。现代战争也是一样的，千钧一发时要做出判断，要下定决心。现代战争，将军面对面地见血的机会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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