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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
一
走出舜风农场正是太阳初升的早晨，开阔的原野被照得一片橘红。我知道这是一次短暂的告别。我愿凯平在这儿滞留的时间更长一些，愿他和女主人也像我们那样彻夜长谈——可惜他也要随我一块儿离去，因为必须即刻返回那个古堡。
我一直往东，继续这无边的游荡……穿过田野上纵横交织的小路，往东南方向斜插过去，翻过山的慢坡就可以直接抵达城市的南郊。那儿吸引我的是一位老人，他的居所坐落在一所中专学校里——“如果路过那儿，你可一定要去看望老人家啊！”凯平叮嘱着，电话未通，就特意写了一封信让我带上。
想象着即将见面的那个老人，脚步不由得在加快。我相信他能够强烈地吸引凯平，当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况且我一直想着荷荷的事情，忘不掉她就是被那个叛逃的不肖之子给害惨的，而这个家伙又是老人的儿子……我觉得奇怪的是，一所中专学校怎么会建得远离城区？大概当年那个设计者多少有点修行的情怀吧，硬是把一个学府搁置在荒凉中。如果沿一条缓缓的坡路转过那个山嘴，会花上很长时间，我于是决定径直翻过山岭。
和缓的山坡上长满了侧柏和黑松，还有在别处极为罕见的樟子松。辽东桤木足有二十多米，它们一连多株站成了一排。除此而外还有房山栋和箭杆杨。灌木中有罗布麻和爬蔓的杠柳。篱打碗花开得何等清丽。一只四声杜鹃好像在端量我。活跃在林子里的还有小星头啄木鸟，灰色山椒鸟，红点颏——它故意在我走近时才飞开一点，像是要存心挑逗一个进山的人。老野鸡在山的另一面嘎嘎大叫，像是在那儿发出了预警呼告。
山坡渐渐陡起来，从裸露的地方可以看到花岗岩和石灰斑岩。这是一座孤零零的小山，呈东南西北走向，实际上属于更远的砧山山脉，是离大海最近的一段。翻过山脚，那些稀稀疏疏的建筑就尽收眼底了。原来这儿临近一个郊区的村庄，它北边几华里远就是那所学校了：建筑比较整齐，大都是一些红砖平房。校区套了高高的院墙，一些箭杆杨从墙内挺起，从外部看很像林泉精神病院——我这样端量时心里一阵惆怅，脑海里飞快闪过了庆连和荷荷……从这儿到那片校舍只有几公里远了，它的上方弥漫着一层淡淡的雾，透出一片神秘的宁静。
那个老人原来藏在这样一个地方。望着那一排笔直的钻天杨、红瓦绿树，竟然使我踌躇起来。看看前方，突然觉得他从不希望被人打扰，只想一个人在这儿独居……人哪，要在大地上逗留几万个白天和黑夜，这期间要经历多少坎坷曲折，还有怪诞和奇异、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许多场景在人生之旅上只是一闪而过，只是一瞬。可是它如果在命运之轨上爆亮了一个炽热的光点，就让人永生难忘。人与人是何等不同。
从山的慢坡到那道小溪之间是绿茵茵的一片——远远的看不清是什么，走近了才发现是一大片苔菜。这种菜绿得发黑，叶片厚厚的，可以从秋天绿到冬天，一直到满身墨绿挂满冰凌。春天开始它就要长出长长的苔，然后开花结籽。这么大的一片苔菜真是美极了。
这片平展展的沃土是一片开阔的河谷：砧山山脉丰富的山落水一直冲刷下去，开拓了滨海平原。整个的东部城市就坐落在一片淤积土上，而很久以前脚踏之地就溅着海浪……淤积物渐渐铺开，浩浩河流挤到一边，而后又成为一条溪流。历史上记载的那场毁灭人类的大水渐渐落下，只留下一片沃土。这是一个逐渐干结和安静的过程，或许它还远未结束——由此联想到一片片旱荒，让人不寒而栗……
一个老人戴着斗笠，穿了一身土布衣服蹲在苔菜地里。我走了过去。他手里有一个小铁锄，我还以为他在锄草呢，走到跟前才发现他正用这把小锄子将苔菜挖出来：隔一棵挖一棵，放到旁边的柳条篮子里。他挖得很深，只为了把苔菜的肉质根茎也全部挖出。我知道苔菜根很好吃。他可能就是学校南边村子的人，高瘦，面容肃穆。我在旁边端量着，看他用心地挖出一棵又一棵苔菜。
在这个春天一样的秋天，不知为什么有怎么也赶不开的忧郁。这个时刻真该有一个同伴。一排排钻天杨下的红色房舍，我正悄悄地走近你……一个终生奋斗和漂泊的长者，你会给我什么灵感什么勇气？你会是这个时代的活化石吗？
当我跨入朴素到极点的一个小院里，弄明白了这就是那个老红军之家，两眼竟有点迷蒙：我揉了揉眼睛。这是三大间红砖瓦房，耳房长长的，可能是厨房和卫生间，顶部有一个太阳能热水器。在强烈的光线下，我首先看到了西面一间窗户下那丛浓烈开放的美人蕉。它水汪汪的，红色花朵像傍晚的太阳那么红，火红火红。
一个女人给我开了门。她站在院子当心。我马上看清了她——三十岁左右，一个真正的大块头，又粗又高，大脸庞，洁白的皮肤有点红；头发乌黑浓旺到令人难以置信。我刚问了几句，她进一步向我肯定：这就是老人的家。我那一刻倒想知道她是谁，她与那个老人又是什么关系？忍不住问了一句，原来她就是老人的儿媳！好嘛，那个胆大妄为的家伙逃开了，把她一个人抛在了这里……我问老人在不在，她说他去东边挖苔菜去了。
我马上想起了刚才遇到的那个老人。我“哦”了一声，转身就往外走去。
苔菜地就在不远，那个老人还蹲在那儿。离得老远我就看到了他头顶的一团白发，雪白雪白，在阳光下闪亮。旁边是一个竹篓和一顶斗笠，他穿了软软的灰白色上衣，一条旧军裤，是的，他正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们竟相见在一片苔菜地里。
我转到了他的正面。他一抬头，我心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面前的这个人实在是太老了，皱纹纵横，头发雪白；惟有一双眼睛跟所有人的神情都不同——我想很久以后还会琢磨不停的，就是这奇怪的眼神——犀利而沉默，透着说不清的警觉和怀疑……我想向他说明来意，可怎么开口呢？我算是什么人呢？崇拜者？探险者？一个前来请教的学生？一个好奇的城里人？我想尽力把一种意思表达清楚：我是他朋友的挚友，我代他来看望他；我同样是一个很早之前就怀着崇敬之心的“后来者”，而且我有一封信件……他看了信，又仔仔细细放到兜里，嘴里“哦”了一声，自语一般：“凯平。”我说我们两个人刚刚在一起，有过一夜畅谈呢。他瞥瞥我背上的背囊、蓬乱的头发和旅途上沾满了泥巴的一双鞋子，蹲在那儿吸了几口烟，然后继续伸出小铲去挖苔菜。
我也蹲下来。后来我很快说起了一个叫荷荷的姑娘，说起了林泉……他的铲子停下了，把烟斗收起：“你从她那儿来吗？”
“我是她男人的朋友，和他们住在一起……”
“她怎么样了？”
“时好时坏，见了飞机就喊‘大鸟’。现在……”
老人没有吭声，又开始一下下挖着苔菜。肥肥的根茎被挖出来，他抛到了篮子里。篮子已经快满了，他搓搓手站起，把斗笠戴到头上。
“走吧，跟我回家，去吃猪肉炖苔菜吧。”
二
我们回到了那个小院里。进了老人的西间屋，一眼看到的是黑乎乎的大书架上插了一排排书。在这个光怪陆离，满世界号啕的时代，竟然还有一个老人在这儿默默读书。我在书架前流连，老人去外屋择苔菜了。一会儿一只手伸过来取茶杯，我一眼看到了粗粗的指头和鼓胀的筋脉。我也到了外间。那个高大的脸色红红的女人垂着一头浓发，正与老人一块儿择苔菜。
老人已经鳏居多年，他的全部生活就是到田里忙一阵，种点他喜欢的蔬菜，然后闷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个大块头儿媳叫莫芳，令人多少有点惊奇的是，她的父亲竟是城里我所熟悉的一个文化老人。莫芳是这所中专学校图书馆馆员，大约因为是老红军的儿媳，校方并不强调她每天按时上下班。莫芳当然喜欢这样。她如今是一个真正的留守者，正像一首歌里唱的：“时刻准备着，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她面容冷淡，很少看别人，只做自己的事情，也不与公爹说话。这是一个在期待中消耗了全部热情，正在默默寻找机会的人。她住在东间屋里，中间一间除了前厅的会客室之外，靠北一点还隔开了一小间，那里有一张小床，可能是留客用的。
老人就让我睡在隔间的那张小床上。
老人亲自动手做饭，一双茧手切着乌黑的苔菜叶，切肉块。这双手总是让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在旁边看着，插不上手，多少有点尴尬。那个莫芳不来帮忙，择完菜之后就回到了自己屋里。我要帮老人洗菜，老人把我挡开了。好像做饭正是他日常生活中一件有滋有味的事。他把一种宽粉条放在了肉块和苔菜中，然后就点火。这是一种极其简单的做法，多少有点像我们在野外旅行的人做的那种汤水宽绰的野餐。
老人看着火苗燎着铝锅，神色多少和缓了一些。他点点头：“苔菜喜欢肥一点的肉。”
这餐饭，我们三人围在一个洗白了的小木桌旁，每人盛了一碗苔菜炖宽粉肉块。香极了。主食是玉米饼，也是老人做成的，有薄薄的一层硬壳，不焦不嫩正好。
饭后，莫芳又回到她的房间去了。一会儿，从那儿传来了一阵低低的西乐。老人把门关了，和我一块儿回到书房。两张木扶手简易沙发已经很旧了，上面连个套子也没有，沙发布已经开始破损。他给我沏了一杯茶。我很快谈到了那个人——于畔。
他淡淡地应着，好像不愿更多地回忆往事。
我们正说着话，有什么在轻轻挠动那扇门。老人立刻站起，把门打开。原来是一只胖胖的白猫。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它在这个屋里出现。显然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家伙，一进门就不假思索地跳到了老人膝上。老人抚摸着，端详着它的脸，说：“这显然是个资产阶级阔小姐，不过也拿它没有办法。”白猫妩媚，温柔，尽可能地撒娇。它舒服得脖子伸起，下巴抬得很高，肥肥的前爪按在老人脸颊上……老人拍拍它的屁股：“还是找她去吧，走吧，我们要谈话。”
肥猫一扭一扭离开，头也不回。他起身把门关上，“它每天到我屋里问候一次。它比莫芳好。”
我笑了。老人一点笑容都没有。这样一会儿，他沉沉地吐出一句：“他们是我家的一个耻辱。”
我一声不吭。
“那个混账小子，也许有一天该把他一枪毙了……一个叛国者！”
我看到，老人下巴抖动，一双手也抖起来，“他留下这么个女人，还得让我侍候，她现在朝思暮想的就是滚蛋。她滚蛋好了，不过也没有那么便宜……那个混蛋是随市里经贸代表团出去的，代表团要回国时，他溜掉了。就这样携走了一笔巨款……她要走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那小子在外边也不会好受。不过我这个儿媳也待不久了，再走不掉，就会到别的地方。走吧，我倒希望她早些从这儿离开。”
我有点担心，说：“可那样一来，您的生活……”
“我不需要别人照料，我会一个人打发到底的。”
门又掀开了一道缝，传进来一阵轻音乐。老人赶紧把门关严，“她现在听外国音乐，喝咖啡，吃饭都换上了叉子。正做准备”。
老人呷了一口茶，突然问一句：“凯平没受牵连吗？”
“没有。那个老人总算喜欢他，信任他。听说总管吴灵就不同了，好在……”
老人站起，在屋里踱了两步：“这个孽子！莫芳还说他骗走的是大资产阶级的钱，活该——这两个混蛋……”他狠狠捶了一下书架，几本书跌落下来。我帮他收拾着。
老人的书架上没有杂七杂八的东西。一套用旧了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套很久以前莫斯科出版的灰色布面的列宁文集，还有一些我过去见过或没见过的战争回忆录、传记；除此而外还有一两本相当纯正的文学书籍……我小心翼翼问一句：“您不准备搬家，回那座城市吗？”
他没有吭声，停了一会儿又说起儿子：“那时候我的这个小子刚刚分到这所学校，还没露出狐狸尾巴；他两口子邀请我和他们一块儿住。其实我来了也就知道了，他们是想利用我来争得一套更大的房子。学校北边就是那个干休所，那儿有很多小楼，其中有一座要分给我，我拒绝了。我喜欢这幢平房，这个小院好！这使他们很失望……我到这里来住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与这个城市有好多事儿哩。”
我听不明白。他沉吟着：“就在东边和南边的这些高高矮矮的山里，我们打过不少仗。我为了这座城市流过血，我的战友也死在这儿。我知道来日无多，到了那一天我也想埋在这里。”
三
这天晚上我没有睡好。我发现无论是西间和东间，两个屋里的人都睡得很晚。天快亮的时候我才勉强睡了一会儿，睁开眼睛已经八点多了。中间屋里有人活动，发出乒乒乓乓的声音。我穿了衣服走出来一看，原来是那只肥肥的白猫在撩动一个乒乓球，它的旁边是笑吟吟的莫芳，脸上那种温和的笑从来没有见过。霞光正透过门上的玻璃照在她的身上。我又一次注意到她长得竟然如此高大丰腴。显然，她是那种具有巨大生命活力的女人。
她见了我，脸色立刻有点冷淡，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我敲西间屋的门，她咕哝一句：“不用敲了，人早出去了。”
“到哪去了？”
“他每天很早就起来散步，老习惯了。”
我走到了院子里。我想伴老人一块儿散散步。我问老人都到哪些地方走动？东边苔菜地那儿吗？她摇摇头：“他走得很远，有时候一口气走到东边山脚下。”
那可真够远的了，我想。
我在院子里活动着。最能吸引我的就是那一丛浓密的美人蕉。我站了一会儿，觉得身后有异样的感觉，一转脸见莫芳在那儿专注地看我。那只肥大的猫在她腿边环绕。我发现我与她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交流。这时候她的嘴角那儿出现了一丝冷笑：
“我知道你是怎么闯到这儿来的，为什么来。”
“为什么？”
“你想调查我丈夫的事儿，想找出一点蛛丝马迹。你肯定是吴灵的人，那个资产阶级鹰犬！好多人都这么做过了，我总是警告他们：别找我和老头子的麻烦，让我们安安静静过几年吧。我的意思是：你来这儿住几天我们欢迎，可是不会欢迎暗探；其实你什么也弄不到，这个你该明白。”
她误解了。我想向她说明点什么，琢磨着怎么解释。但我发现那是讲不明白的。后来我只用这样一句话让她安下神来，我说：“你放心吧，我压根儿就没想过你说的事情，我只是尊敬老人，受朋友之托来看望他。当然也想听一听他的教诲，就是这样。”
她笑了，这次尽管仍然有点嘲笑的意味，但比刚才好多了。她的鼻子可真高，像混血儿。
“那就好，我们可不希望你是一个麻烦人。早晨吃什么？喝咖啡吗？”
口气比刚才柔和多了。
“谢谢，我还是喝茶吧。”
她的大鼻子动了动，那双描了蓝影的大眼睛跳动了一下，说：“可你无论如何还得承认，外国比我们搞得好，他们比我们有理性，生活方式也科学得多。”
“外国人像我们一样，有的贫穷，有的富有。”
她收敛了最后的一丝笑容：“我跟你说的是‘第一世界’。”
我也笑了，“我跟你说的也是‘第一世界’。他们是比我们富有，可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臭毛病。”
她像受了惊的小孩子那样缩着身子，向后退一步，“你可真不像个年轻人。”
我告诉她已经不年轻了，四十多岁了，不再天真了。我好像在故意刺激她，又骂了几句外国人的“臭毛病”：“外国人到底有什么好？吃起生菜来像兔子，吃起带血的肉又像狼；外国人到底有什么可尊敬的？”
听了最后一句话莫芳差一点跳起来：“你真的这样想？”
“差不多。”
“你是开玩笑吧？”
“怎么了？”
“我看你这人够俗的了……”
“嗯，可我觉得还俗得不够呢，”说到这儿，不知为什么一股莫名的火气在我的心头冲荡了一下，一句话脱口而出，“不过我多少想劝告你一句，也别太过分了，如果把老人气病了，那就会有人好好揍你一顿。”
我对自己都有点惊讶，我相信从来没有一个生人敢在这个大块头跟前讲这样的话。她这会儿真的傻了眼，直愣愣地望着我，那只肥肥的白猫也在看我，眯着眼睛，圆圆的小鼻子在空中嗅着什么……
老人在很多时间里都是沉默的，我极想引他讲一点过去的事情，可总是失败。到后来我一遍遍问他于畔——我相信只有那个人能够使他激动，因为这个人是他的战友。再就是谈岳贞黎，谈那场激烈的战斗。
老人终于不安起来，话也多了。
“从年龄上看，于畔该是我的大哥。我现在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在他生前没有机会促膝长谈一次。你知道，那时候这样的机会很多，在野外，在打仗间隙，我们拢上一堆火摆上一壶酒，就有一场好谈。据说他的酒量大得惊人，那个家伙呀，是一个心里干净的人……”
老人把手按在我的肩膀上：“干净人在这个年头不多了，我一辈子都喜欢干净人，脑子干净，心里干净，做事干净。”
我屏住呼吸听下去。
“到了最后，他的那个同村兄弟——就是那个岳贞黎，让他放心地闭上了眼，他把小凯平当成了自己的儿子。老岳是我们几个当中地位最高的了，命是于畔给的，他会好好疼怜这个孩子。再说他又没生孩子！从哪方面讲老岳都会是一个好父亲——可人哪，一旦权高位重，对自己的孩子都会变！有一次他来看我，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一条街，还是坐了轿车，带了警卫……他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太少了，就是在一起，说起话来也像作报告……”
我说：“他不该那样干涉儿子的婚姻，他在这方面太固执太过分……”
老人若有所思地看着前边，“我们活下来的人哪，有时候觉得像做梦——因为我们看到的死亡太多了。现在的人玩昏了头，觉得死去才像做梦……其实战争也不过结束了几十年，当年拼命的那一茬人还在——人们叫他们‘老红军’，其实不一定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不过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我们知道死了多少人——不是记个数字，是亲眼看见的，这和看报表可不一样啊！我天天想的就是这个……”
我凝视着老人。
“什么事情都有个来龙去脉……”他转脸端详我，突然看着门口说，“你猜我那个宝贝儿媳怎样讲？她说‘人哪，要简单也简单，只不过分成两种：一种是捉弄人的，另一种是被捉弄的’。她是说，我和于畔这一类都是被捉弄的。这句话够让人心寒的了。不过我可不承认自己是这样的人。我知道她是指我打仗流血，身上白添了这么多伤疤。我只想告诉她，我做了自己最想做的事情。这些伤疤算什么？我活下来了，我身边有多少比我好上千万倍的人物，比如说于畔，早就不在了；还有一些人死的时候甚至来不及喊上一句话。这能后悔吗？我只不过是他们当中留下来的一个。我现在老了，如果再给我那样一个机会，我还是要抓起枪来。”
他的头昂着，看着窗外。
窗外就是那一大丛开得旺旺的美人蕉。是啊，抓起枪来——为了什么？为了开放起来像燃烧一样的美人蕉，为了天边上那彤红彤红的一片流云。我知道眼前这个老人的一番话全都来自肺腑——相反另一些人的夸张话语我倒是听了不少，他们大多在显示自己的刚直不阿，或借助于一点特别的经历。但我还是能够轻而易举地辨别出哪一些是虚张声势，而哪一些又是质朴之言。眼前的这个老人可不是吝啬鲜血的人。
夜越来越深了，我们俩的谈话也开始深入。这令我时不时地沉浸在激动之中。月亮升起来，旁边是稀稀疏疏的星斗。我透过窗户望着它们，在想一个人——我的父亲……比起于畔和眼前的老人，他或许更加不幸：心怀了同样的热望出生入死，却没有倒在前方，而是死于“同一营垒”的折磨之下，含冤而逝……
老人的声音极其低沉，渐渐把我的思绪拉回来：“当年，我刚刚十几岁，家里人就把我送到那个地方，让我住在叔父那里，他是个大资本家；后来一切顺当，他把我送到外国人的学校里。不客气地讲，我比那个宝贝儿媳更早地懂得外国音乐和咖啡是怎么一回事，可我还是回来了。我回来一看，我们家的大宅正吃紧哪，他们说外边有人闹反，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在学校里已经加入了一个组织，回来是身怀使命。我叔父怎么也不知道他的侄子成了他们这一茬的掘墓人，就这样把我放走了。我从这儿到了南山，然后又回到这个城市。我待在政委身边，后来他调走了，我就成了政委。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大，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大概是五支队把我们家的宅子给解决了。我父亲跑了，我和他再没见面。他死在海外……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还想看看我们那个大宅院，还想了不少在学校那时的事情；我想得最多的是我们政委脸上那个大疤瘌。那是有一次一颗子弹射进口腔，又从腮部钻出，他的舌头被削掉了三分之一，从此说话也含混不清了……他离开部队，被派到了另一个地方，我就接替了他的活儿。我知道，父亲直到临死那天都会恨我，会骂我是一个‘叛儿’。我心里明白，我不叛他，就得叛更多的人。我二十岁以前已经到过中国最大的城市。我在整个的北部平原和山区已经往复奔走了多次，了解各种各样的人，亲眼见过那么多的人一辈一辈都在泥里打滚，一年里吃不上一口白面。他们活活被饿死累死。我也亲眼看过许多父亲这一类的人，他们过的是什么生活！我们家有四十多个仆人，光女仆就有二十多。我父亲有六个姨太太，大姨太和最小的姨太太之间相差三十多岁。不必说那些往事了，那些事情你已经知道得不少了。我是说，日子过到了这个份儿上，有点血气的男人就该想想办法，就该干点什么了……就在那个时候我找到了自己的信仰，找到了自己的组织。剩下的也就简单多了。剩下的就是跟定、忠诚，就是为它献上一生。我从心里认定，这是很光荣、很了不起、很值得的一件事。我的伙计，你还年轻，你也许很难理解一个过来人的想法……”
我在黑影里看着他那一对闪亮的、像儿童一样明亮的双目。我心里说：“是的。不过，我想我今夜能明白您的话吧。”
他把沉甸甸像石块一样的大手压在我的肩上，轻轻一晃，又取下：“那时候，我们经常喊的一个口号就是‘让人民当家做主’，把权力从那些有钱有势有武装的王八蛋手里夺回来，交给‘人民’。‘人民’这个字眼可得好好琢磨呀，谁都可以这么讲，不过什么才是‘人民’？‘人民’真的有吗？换一个说法，大多数人真的能‘当家做主’吗？我从那个时候问到现在，问了快一辈子，最后还是相信：‘人民’是有的，‘人民’是可以当家做主的。那是一种伟大的事业，值得你为它花上一生。我们果然死了很多人，受的苦难没有数。这期间我们也动过别的心眼，打过一些算盘。因为要实现那个伟大目标不动心智是不行的。事情到后来你也知道了，这就是我们千千万万人都熟悉的历史了。它一次次被扭曲，坎坎坷坷，不过大致上你还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
他又把脸转向了窗外。我知道他在看那漆黑的夜色中转向西边的星月。他像是默念：“……我看到这样的一份历史材料，那上面讲，当年有一个知识分子到了根据地，找到了我们的领导人，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他说：‘历史上一茬一茬都不过是改朝换代，旧的王朝渐渐腐败，新的王朝又开始兴起。每个王朝在诞生之初都会带来一些新气象，都会发生一些革命。可是随着时间的延续，官僚作风、官僚机构又会开始形成，也就再一次走到腐败……再接下去，又会有生气勃勃的革命、有新王朝接替它。这样循环往复，成了周期率……你们能打破这种循环吗？能打破这种周期率吗？’那个领导人回答：‘你说得好。不过我们找到了打破这个周期率的办法，那就是：真正让人民群众参与政治，让他们监督我们……’”
我在夜色里盯着他，屏住呼吸——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也纠缠过类似的问题吗？
老人垂下头来：“一个人要立志一辈子做穷人的头儿可真难哪。不过我相信，我们当年真的有过这条思路。”
我忍不住大胆说：“可是……”
我还没有把下边的话讲出，老人就紧紧抓住我的肩头：“‘可是’什么？你讲小伙子，讲错了不要紧！你是一个诚实的青年，我愿和你讨论。”
他的语气那么柔和。他的这种柔和真正鼓励了我。我说：“可是，接下去人们的生存环境多冷酷，多少人妻离子散……”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又想到了一些朋友的父母，想到了千万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还有我父亲的故事——我一想到他心里就有难忍的痛楚。我一点也说不上爱他，可是关于他，我真正想说的又是什么？一股热辣辣的东西在我心口那儿泛起，我用力将其压住。面前这个老人一声不吭地低头，后来发出喃喃自语：
“任何伟大的思想，要实现它就得经过无数双手。我们没有这么多手啊。他们把这些思想——哪怕是最好的思想，也会一点点弄光了。还有，一个人或两个人的思路毕竟狭窄，这些思路不该由一两个人定夺，这要让更多的人去思想，人人都有这个权利。不是说让‘人民当家做主’吗？那就意味着要给‘人民’思想的权利吧！这才是好样的！可是，没有，没有他们思想的机会，没有这个可能。‘伟大’的思想铺天盖地，把天底下所有的边边角角都填满了。你知道伙计，再伟大的思想也能把人逼得发疯，一直到把你逼进角落，你退，再往后退，退到最后，剩下的也只有反抗了。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我现在天天想的，就是类似的问题。我在想，也许应该允许人们四下里看看——看看‘伟大思想’旁边还有什么别的思想？那样也许会好一些。还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那颗偏向穷人的好心肠，它到底是真还是假？我们要有勇气谈历史，那就先拿出勇气问这样一句话吧！”
我忍不住说：“是的，我也赞美这种‘好心肠’，我甚至从来都没有怀疑！可是如果这期间有一个人为此蒙受了不白之冤，如果他死得很惨，我就要为他鸣屈喊冤。我觉得我们没有权利让一个生命蒙受不白之冤，无论是谁，都没有这个权利！”我攥紧了拳头，浑身颤抖。我想到了父亲革命一生，最后时刻却害了心口痛，蜷在沙地上死去，直到最后还蒙受着不白之冤……
老人霍一下站起，在小小的空间里踱两步，又立定了。他说：“我同意……就是在这一个个具体的磨难里，埋下了全部失败的原因。你挖掘下去就会发现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过这个难题无论怎么缠我，还是没让我陷入困惑，就是说，我的头脑还没有浑起来。我在想，我们以前死了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血，可是比起后来的斗争，无论是残酷性还是复杂性，还是其他，都显得简单多了。我们要做好任何事情，归根到底还是要交给‘人民’，也就是说，要让‘人民’接手干下去。可是我们的‘人民’当中包括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和嗜好。但他们又是‘人民’！一个再了不起的头脑也代替不了‘人民’啊，代替不了他们的作用，因为天下事情总得由大家去做，谁想越过大家一手包办，谁就必然失败。这是一条不变的规律。一个集团、一个阶级、一个人，不在于他的称号是什么，不在于它把自己叫成什么，都有一个怎样对待‘人民’的问题。对掌权者来说，也许背叛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怎么提防这种背叛？也就是当年那个老知识分子所提出来的，怎么打破这种‘周期率’？大概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事情真正地、不折不扣地交给‘人民’！那时也许会引起混乱，这混乱是必然的——但要看这种混乱是否动摇了我们的根……”
“根是什么？”
“根就是理想！就是信仰！”
“……可是这种说法太古旧，太容易引起混淆。我是否可以换一个更古旧的说法——这反而容易被大家接受……”
“你讲吧。”
“‘根’是否就是向上、向真、向善的那么一颗心？它属于伦理学的范畴……”
老人点点头：“且由你这样说吧，也许它没什么大错。总而言之一句话，我到现在还看不出来，不创造一个直接让我们的‘人民’投入的那么一个机会，我们会有什么别的办法来阻止这种背叛！”
四
老人的话刺激了我，让我很少这样剧烈地思考。我在想，一些人付出的代价是多么昂贵，他们毁坏的东西简直数不胜数。他们打碎的东西太多，我敢肯定地说，那种破坏永远也不会被原谅。有人一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纯洁，可是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了可怕的幼稚，甚至是污浊和丑陋。我们失去了几十年的时光，贫穷、衰弱、无力，这几十年中的含冤惨死者与饥馑中的死去者已达到了无法统计的地步。事到如今我们已经没有能力维护最起码的东西了。前途不堪设想。我敬重面前这位老人，更多的是因为他的纯洁，而不是他的思想。我与之不同的是，我还弄不懂“人民”这个概念该如何使用。但无可置疑的是，今天我们绝对不能丢掉那份纯洁，那是燃烧的热情，是生命的激情。当我们失去这些的时候，即使人人都变成了富翁，换回的也仍然是粗鄙和贫寒。粗鄙的财富从来都未能挽救一个民族的沮丧。一个唯利是图的世界不会有真正的人的生活，一个只知道拼命搞钱的民族只会堕入最不干净的地方。
老人一直闭着眼睛。后来他叹息一声抬起头：“‘资本主义’是简简单单的一种‘主义’，大概人人都可以去搞。让‘人民’做主，这就不同了，它有说不出的麻烦劲儿，可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搞得来的……”
我笑不出来，因为这丝毫不含有什么幽默。我问：“可是我们从哪里找那些‘杰出’的人呢？我是说我们要有‘杰出’的‘人民’？”
老人在我这句致命的质询里，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轻轻回答，像是说给自己：
“是的，找不到‘杰出’的人也就算了，但千万不要自吹，说自己已经找到了惟一的什么……”
真是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它让我久久咀嚼。老人不愿忘掉过去，不愿一下子把目光投向未来，因为他知道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所有只让人盯住所谓光辉灿烂的未来的人，不是幼稚的孩童就是可恶的骗子……我还记得从这座海滨城市走过时亲眼看到的一座又一座拔地而起的高楼。这些高楼大概在海滨平原上压根儿就没有过，它们是崭新的。但仅仅让它们代表一个“未来”，不是太过苍白无力了吗？可是喧嚣与繁荣混杂一起，鲜花和毒菇并生一处，去掉毒菇鲜花也会枯萎。喜欢鲜花吗？那么就容忍毒菇——可是弄到最后，我们还能否找到一小块干干净净下脚的地方？
老人像说梦话似的咕哝：“报上不断登出这样的消息，说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挖出了一台彩电，它竟然是几千年前的！还有，从哪座古城废墟下边发现了更早时候原子弹爆炸的痕迹。前不久报上又登，说发现了一座几千年前的核电遗址——这些消息让我分外注意，因为它们只要有一丁点儿是真的，那就需要我们大家先把一切活儿停下来，要从头好好想一想了！”
我点点头。
老人又问：“你想到了什么？”
“我想到的是不可思议，这些消息如果是真的，那么就把我们过去的一切思维、一切推理，都给搅乱了。”
“我说过，这很多消息中哪怕有一丁点是真的，那么结论也只能有这么两条：一是真的有什么神灵之手做下了这一切；再不就是我们干的这些，‘史前’人类也曾达到了和今天差不多的文明水平。这起码在悄悄告诉我们一个原理：我们人类曾经自己动手把自己毁灭过一次或两次了，一切的智慧成果，文明，一点不剩，全毁灭了一遍！你看，人的聪明总是不如恶行走得快，到后来就让恶行把所有的好东西全数毁掉了，毁个一干二净！”
这个结论当然惊心动魄。但我挑不出破绽。这些话只能勾起长久的痛苦……当代人就是命该如此地面对应接不暇的信息轰炸，还有无可匹敌的金钱诱惑，光怪陆离的花花世界；现代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一切成果，很可能只是一枚甘甜的毒饵。疲惫和狂喜积累成疾的现代人，已经难以顾及考古发掘中爆出的雷鸣电闪了，他们既不会产生面前这个老人的惊惧；也不会拥有自己的结论。现代人在自以为是的聪明中断送了最后反省的机会，他们的一部分肌体已经在纵欲中死亡。仅以卫星电视而言，它巨大到不可思议的传播能力，差不多成为人们日常了解外部世界的最重要窗口；它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也夺走了人们对一些朴素然而却是至为基本的思考。人一天到晚把两眼盯在冰凉冷漠、无情无义的小小荧屏上，慌忙不迭地接受一些鸡零狗碎。我们失去了直接面对荒野、面对高山大河和海洋的机会，然而它们才是真实的世界。我们的生命智力所依赖的“精神”，既不能专注集中，也不能受命于心灵。每个人都在面对一个陌生的“我”：浮躁、虚无、惆怅和无聊，而且还出奇地冷淡。人和人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吞下了大剂量的麻醉药，幻觉已经产生，行动已经迟钝。我们不再关心那些紧迫巨大的、似乎与我们切身利益相去甚远但实际上真正重要的问题了。不想明天，也不忧虑昨天，宁可关心一个俗不可耐的演员令人作呕的表演，而不再追究变幻无常的环境对人命的催逼。记忆里从未有过的反常的冬天，史前文明奇迹的可怕昭示，一切都无声无迹地从眼前流过……
今天，我们无论如何需要承认一个可怕的事实：至少五千年来，我们的善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积累，而且还呈现出负增长。
明天等待我们的到底会是什么？
这是一个无法安眠的夜晚，我和老人一样。夜越来越深，到后来我们都不说什么了。灯光被老人弄得暗暗的。后来我们一前一后走出门去——几乎是没有约定。老人在前。夜里，秋风有点凉，老人连风衣也没有穿。我们走出屋门的那一刻，突然闻到了一股青草的香气。院子里一片明亮，他儿媳那个宽大窗户射出了强烈的灯光。窗前有个影子一闪，是莫芳在观察我们两人。她一定会感到疑惑：夜这么深了，为何还要外出？
就在我们迈出院门的那一刻，她故意把屋里的音响拨到了最大音量。我们于是听到了一个狂热的欧洲歌手在嘶哑大叫：“妈妈！妈妈……”这个屋子里生活着两个躁动不安的人，一老一少——他们在为不同的东西而激动。我不由自主地瞥了一眼，看到了在窗前站立的那个高大的女人，此刻她正瞪着一双黑洞洞的、说不上是忧伤还是欢乐的眼睛，目送两个深夜外出的人。
外面的空气多么清新，远处，月亮已经偏得很厉害了。它勾勒着西南方那些山岭的轮廓。黑黢黢的四周，是我白天看到的那片苔菜地。我们在微弱的月光下走了一会儿，后来就站在了一片田垄上。老人拤着腰立在那儿。我发现他的眼睛一直望着西南方那片低山。他大概在回忆早年的战争吧？那一溜低山显然是这座城市的屏障，那儿一定发生过激烈的战斗。
老人就那么一直看着。这样站了一会儿，他突然转过脸看我，好像在星光下可以看得更为清晰似的。看了一会儿他说：“嗯，你比我的儿子大，也比他有出息得多。”
我不知这种褒扬里到底蕴含着什么。
“你想听一听我那个混账小子的故事吗？”
我没有回答。他把脸转过去，从衣兜里摸索着，摸出了那只大烟斗。他点上吸一口：“他今年三十五岁了，比你小一点点。嗯，他当年在学校里还是一个好孩子。学习好，思想品德好，遵守纪律，最愿听革命故事。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种风气。有的人就是这样：在每种风气里都会是一个顶尖人物。后来，你知道乱起来了，到处都乱。那时候我还在另一个城市工作。这小子有一天还嫌他爸爸倒霉得不够——我在那儿喂猪，正劳改呢——他领着一帮人冲到猪场里，把我从猪群里边给提着耳朵揪出。你看，他到猪场这儿造老子的反了。我两手沾满猪食和脏东西，还没等把手擦干，他就命令我站好。他那帮小伙子都不到二十岁，精神头儿足，戴着袖章拿着红书。我心里喜欢他们又可怜他们，一个一个小眉毛小嘴巴都挺秀气的。不过我像他们这么大时，身上已经挨了一枪了。我说好，好小子，有胆量，跟你爸当年差不多，造老子的反。不过呀，你要造反先要好好琢磨琢磨，琢磨出个道道再来动手。你光呼口号不行啊，‘打倒’‘反动’，这些谁都会说，这都是书上学来的，街上听来的，这不作数。你觉得你的老子哪里有了毛病？揭得越疼越好，但要说到点子上。好孩子，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哩……我这样跟他讲，他听得蛮认真，眨巴眨巴眼。他旁边的同学哧哧一笑，他的脸立刻红了，大概是不好意思吧，就呼起了口号，伸手指着我的鼻子。你看就是这么一个愣小子。其实呢，他不过是个忠诚的孩子，只想做一个最好的孩子，就是那样。好了，后来我有机会出来工作了，社会上也渐渐平静下来，先是复课闹革命，后来又是上山下乡。照理说他可以不去，他是独子。可他照例跑在前边，我说过，任何风气里边他都是顶尖人物嘛。他在下边干了好久，最后恢复高考，尽管好几册书都没学过，硬是自己啃，第一批就考中了。再后来就是分配到这儿教学。他还是干得不错，成了他们那个教研组里最好的一个老师。那个莫芳，就是到东部城市实习看上了他。后来经商风盛了，有不少人开始辞职，我的儿子又是他们学校里最一早留职停薪出来办公司的人。公司可不那么容易办，因为他一点思想准备、一点经验都没有，很快赔掉了，赔个精光，赔掉以后他过去的老师给他做了思想工作，我也参与了一点意见，希望他不要把自己最擅长的东西给扔掉，最好还是回到原来的岗位，这对他对工作都是一件好事。就这样他又回了学校。可是他的心没有回到那儿去。前些年出国风越来越盛，他就出去了，再后来，你知道，竟利用一次机会来了那么一手！我说过，我的孩子在什么风气里都是一个领先一步的人！出国风里他跑得又是好快……我对你说自己的孩子，是要与你讨论一个问题啊，伙计……”
他把烟斗从嘴里拔出，火头暗淡下来。他把烟磕了：“我的孩子不笨，我试过。这小子还算聪明，各方面条件也不错。比他差的、和他差不多的年轻人又有多少？我想会有好多好多的。那么整整这么大的一伙子人都跟着风气转，它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啊！我们的孩子，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在一种风气里稍稍挺住一点？我回答不出，回答不出……”
老人痛苦地闭了闭眼，“我在想我这一代人身上的责任。我觉得责任在于我们这一茬人。比如说我，没少对孩子费口舌，可是我没能教会他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独立思考的精神！我记得从来没有鼓励他坚持什么。一个人可以听别人讲，也可以信任别人，但总得有自己的思想。别人的思想再伟大，那还是别人的思想。我今天说过，要让‘人民’有自己的思想，当然也该包括自己的孩子！要鼓励他有自己的思想！不然的话，他就会随着一种风气走，一代人都这样，涌来涌去像在大河套里赶大集一样，把个世界给踏毁了，一点绿苗都不会有了！到那时候什么都晚了……”
好冷的秋夜。这个晚上我们一直在苔菜地里转着，身上都被凉风吹透了。
《儿媳》
一
在这个美人蕉盛开的小院里，那个老人时常神秘地消失，只把我一个人留在小院里徘徊。我走出去，常常是不经意地一瞥，发现他就站在远处那片墨绿色的苔菜地里。他竟用那么多的时间遥望远方。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常常涌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总要忍不住地思念，沉浸在一些激动和默想之中。一次又一次想起小时候，想那棵巨大的李子树，想它芬芳的气息——和眼前这丛灿烂的美人蕉的气味儿混在一起，吸进肺腑。
莫芳的屋里不时发出现代音乐的嘶叫。有时我的思绪竟能顺着这乐声飘向很远，直飘到极远处的那个逃避之地，那个胆大包天的坏小子的栖身之地。我相信这个女人正在用这种办法与她的那块心病取得联系——起码是一种自我安慰。这个留守者究竟是铁了心爱她的男人，还只是一心想走，想离开这块她厌恶的地方，大概还要两说着。在她与男人及荷荷之间，显然有一种紧张复杂的关系，这从她的只言片语中已经感到了。这里面当然有许多故事，不过她轻易是不会为外人道的。
“……又见你，美人蕉在伤心平原的村庄在无辜的寒舍你尽情开放留守者空洞的大眼向我诉说一个心寒的故事美人蕉，美人蕉由一位老军人亲手播下……”
莫芳有时候也给自己放放风。她出来时身后总跟着那只肥墩墩的大猫，它环绕着主人和我，对我一点儿也不感到陌生。莫芳有时放下冷漠，笑吟吟的。我必须承认，她身上洋溢着极其特别的气息，安静下来时脸上甚至有一种异常高贵的气质；无论她的心是否邪恶，有着怎样奇异的思维，或深邃或浅薄或不值一提，但她外在的美是确凿无疑的，它与其他一切方面相对独立地存在着。她以嘲讽的口气称我为“伟大的行者”，一点也谈不到什么客气和尊重。她多少有点目空一切。我想，她大概是因为自己长得高大俊美，把这些当做了骄傲的资本吧。由此可想她在那个图书馆或其他地方，四周一定尽是一些唯唯诺诺的马屁精，是他们响成一片的喝彩声。
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吃饭。我发现莫芳的饭量不仅不大，而且还特别小。这就不由得让人猜想：她究竟从哪儿摄取了充足而广泛的营养？要知道需要多少营养才能饲喂和培育出这么丰腴水灵的一个大家伙啊！她身上没有一点泥汗，总是干净到令人吃惊。我得承认，我还从没见过如此高大又如此洁净的女人，简直是完美无缺，芬芳四溢。而且从谈吐上可以发现，她的智力较一般人发达得多，如果顶起嘴来，可能很少有人是她的对手。从她红色的肥嘟嘟的嘴角就能看出，那儿隐藏了多少刻薄话！我警告自己：可千万不要弄翻了她，不要招惹她。她具有一切美丽而特异的女人吸引别人的那种魅力和神秘。她有一个巨大的优点或缺点，即不常出门，一天天趴在家里，像是在实行自我囚禁。她沉浸在疯狂的现代音乐里，成了一个标准的“发烧友”。我想平时如果这个高大的身影在街头摇晃一下，说不定会产生一些可怕的后果——在短时间内让人群感受大面积的惶惶不安。这显然是一个富丽堂皇的美女，如果她愿意，她就有能力摧毁……
她笑着问：“哎，‘伟大的行者’，这几天欣赏我们家老头儿，肯定很有趣，很满足是吧？”
“请不要亵渎我们的友谊。”
“亵渎？你真的以为是亵渎吗？你不觉得这样的老头儿很可爱吗？你知道，这样的老头儿现在已经是稀世珍宝了，你哪里找去？我相信你找遍半个中国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是我们家独有的特产。”
她的话刻薄而恶毒。我想在老人面前她绝对不敢这样讲。这难道是这个大块头美女特有的幽默感吗？看她两条结实的长腿那么坚实有力地踏在泥土上，突然让人觉得十分惋惜。
“你跟他讨论得够多了。如果有时间，我们俩也可以讨论一下嘛，你知道我对你们这些到处走的人有一种好奇。比如说你们四处游荡，放着工作不干，这股疯狂劲儿是从哪里来的？这样的人以前也见过，他们都像你一样背个大背囊，还有的还发誓要走黄河、走长江……我甚至在想，这一类人很可能都是一些好色之徒……”
一句话呛得我满脸通红，或气得脸色发青。她见我这副窘态，竟然哈哈大笑，转过身去逗那只肥猫。我醒过神来，反诘一句：“就算你说对了吧，不过你所说的那种‘色’，不是人，而是祖国的大好山河。”
我为自己的比喻、那种反应敏捷多少有些得意。其实我当时更想说的是，我并不是什么闲来无事游游荡荡的“行者”——尽管我内心里渴望充当那样的角色——我这会儿恰好相反，是实打实地做事，是有备而来……
她仍然笑着，高大的鼻梁耸了耸，盯着我看了看：“你莫激动，我一看见你这个愁眉苦脸的样子就觉得好笑。我不管你从哪里来，是什么货色，我只是说说真实的感受。你是我们家老头子的客人，不是我的客人。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我很超脱，我要说的就是：你这个人痛苦有余，蔫不拉叽的，头发乱得差不多招了虱子，怪可怜的——不过现在人人忙得不得了，谁还有工夫去搭理你们呢？就是再伟大的行者，就算孙悟空又能怎么样……”
我想讽刺她几句，不让她太得意了：“我看你也很可怜。”
她毫不为难地一笑，那对秀美的眉头往一块儿蹙了蹙：“照你这么说，我们是‘一对可怜的人儿’了？”
“一对”“人儿”，这两个词亏她使得上！这里有明显的挑逗和嘲讽。古怪的女人，留守者，像那个叛逃的男人一样胆大妄为。这是两个冒险家，一对邪恶的雌雄宝剑，具有可怕的杀伤力……她进了一次屋子又出来，掏出一把花花绿绿的糖果，全是外国糖果，递给我一颗：
“吃吧，刚才是跟你开个玩笑，请不要生气。你既然是我公爹的客人，也多少算是我的客人。生气了吗？”
最后一句细声慢语，像呵气似的，声音完全变了。接着她就用这种鼻音很重的、柔和的声音跟我说话了：“不过我第一眼见你背上驮那么个大包，像蜗牛一样挪蹭到我们家，真是觉得又可笑又可怜呢。多么让人同情啊，衣服那么脏那么旧——不过你的眼神让我一眼就能看出，这可不是一般的流浪汉。所以我就让你进来了。今后你可得注意一下了，这样会把身体搞坏的。这种事儿我们女人明白，我们靠直觉就知道……我那个男人现在也是一个人了……”
说到这儿她的眼圈红了。一个好演员。
我想眼前这个人许多年来都是孤独的，她的男人即便在出逃以前也独自闯荡。这会儿她倒由我想起了远在天涯的丈夫……我想到院子外面透口气，可她总是缠住我说话，把那只肥猫抱在怀里，不停地抚摸，还去吻它洁净的小鼻子，“你看它已经被我惯坏了，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她拍打着抚摸着。那只白猫就用力往她的怀中拱着，像个吃奶的孩子。她不停地亲它，肥猫就把两只圆圆的前爪搭在她的肩上。
二
“你们俩谈得多热乎，老头子这一下遇到知音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有时候好几天不说一句话，不过遇到让他高兴的人，又会谈个不停，把什么猫猫狗狗的事儿都倒出来了——哎，他跟你讲过老伴的事儿啦？”
我摇摇头。
她撇撇嘴，嘲笑的意味又挂上了嘴角：“他一准又在跟你谈什么穷人啊，理想啊，信仰啊，就是不谈自己的老伴——我知道他懒得提她。”
“你的婆母？”
“我没见过她，她死得早。不过我听人讲，她长得可算漂亮。她那时候在部队里还是一个出色的女兵呢，两手都会打枪，是人人喜欢的一个姑娘。她家里穷才出来革命，当战士。女战士无一例外，都是出身特别贫苦的。像我婆母，就是为了躲那个当丫环的命才跑出来的。如果不跑出来，就得给她们家老爷当小老婆。听说她们家老爷快七十岁了，还要她当小老婆，长得好嘛。我公爹那时候还是一个英俊小生，是见过世面读过洋书的人，尽管才读了一小半就跑回来了。那时候革命的女人少，他俩就搞上了。到底年轻，不到半年工夫就搞上了一个小孩。小孩生下来，战争环境怎么办？就不得不扔在老乡家里……这一类的故事你大概听多了吧？后来条件很差，孩子就死了……”
眼前这个女人讲起自己的长辈那么轻松，一路说下去：“可是，到后来战争结束了，我那个没见面的婆婆先是在区政府干，后来又在妇联干。无论怎么她身上的那股‘味道’都不行，我是说她‘修养’不行。她怎么能比得上他呢？他可以为穷人流血，可就是不能有始有终地爱一个穷人家的姑娘。我是说他一点也不爱她。我的婆婆是个聪明人，她怎么会不知道男人的心思呢？就这样，那几年混乱，她一上火就得了病。她要忍受没有爱的生活啊，所以很快就得了病，死了。”
我不知道莫芳为什么要对我讲这些。
她叹息：“一个女人只要没有爱，早早死去是必然的。我就不能没有爱，我可不能遭那份活罪。”她看看我，用力抚弄猫脸。我觉得她用的力量太大了，那只猫开始感到痛苦了，小声哼唧，极力想从她怀中挣脱。她却使劲把它按住了，说：“我们好久没见面了，不过我天天想他。从他走了以后我就很少睡觉了。我听音乐、读书，用这个压迫想他的那股劲儿。反正躺在床上也睡不着。我那一位像你一样，也是个呆子，也愿意皱眉头；不过他呀，长得比你白，胖胖的是个白面书生。你们俩都怪可怜的……”
我可怜与否姑且不论，那个小子肯定不是的。那个家伙需要在全世界通缉。
“老头子也可怜，他的战友于畔也可怜。我公爹没跟你讲他走麦城的一段吧？”
我摇摇头。
她笑了：“其实他差一点比于畔还惨。本来他的职位比于畔和岳贞黎高多了，就因为内部肃反时牵连进去了，险些掉了脑袋……”
“那是什么时候？”
“那会儿还打仗呢，他那一帮有点文化的没剩几个，半夜里拉出去，一顿砍刀就完了……他是让一位老首长救下的。人是活了，好位子没了。接下去他一辈子也没干个像样的官。你说他不可怜吗？”
我没有吱声。类似的历史场景父亲就是一个直接经历者，血与火，冤案，洗冤与平反，大致就是这样……老人离开的时间太长了，到后来我忍不住去问莫芳：“他常常到哪里去？”
“找他的一位老战友，就在山那边的一个村子里。”
“也是老红军吗？”
莫芳说差不多吧：“那个人本来在干休所里，老伴去世以后他就找上了原来的老伴。”我越听越不明白，莫芳就解释：
“进城以后，那个家伙就把从小在一块儿长大的老伴休了——你看看，他们都这样。后来他城里的这个老伴又不在了，村里的那个老伴又没有嫁人，过年过节还要进城去看他，送些红枣柿子饼什么的。他年纪大了，反正得有个人照顾，就搬回村里去住了。”
“重新结婚了吗？”
“也不是重新结婚。人老了，搬到一块儿就是了。这一段他可能身体不大好，我公爹就跑去看他，有时候还住在他那里。”
她告诉我，那个老人因为现在觉得自己不久于人世了，所以忏悔的心情很重，以为几十年前抛弃这个同生同长的女人是该罚的，就为了还上心债，他才搬回那个村子里的。为她，他宁可舍弃城里的那座小楼。
“他们有没有孩子？”
“当然有，好多好多孩子。他新娶的那个女人年轻，精力旺盛，生起孩子很来劲儿，一次两个，而且是一男一女！”莫芳笑起来，“你问得多细啊……”她又发出了那种鼻音很重的、温柔的声音。
我再没话。我想怎样开始另一场询问，它才是鲠在心里的一些谜团。我想问一下荷荷和她男人的事情，谁知我刚开了个头，她就骂了起来：
“我男人说到底是被那个小婊子给害了的！不是遇到她，他永远不会这样，我调理了他十几年了，没有谁比我更了解他。他的胆子并不大，可是让狐狸精搞昏了头，再干出什么就难说了。她仗着一副臭壳子把他迷住了，他还让她当了什么‘助理’。那些日子她把他折腾得小脸焦黄，我一看他那副模样心里就明白：我男人完了。我估计得一点都没错，他们大概一天到晚捣鼓那事儿，累个半死也不停——男人色心上来胆子也就大了，他开始打钱的主意，要找一笔大钱供两人玩儿。我敢说，要是那小子不慌，他一定会把她领走——这叫兔子蹿逃一溜烟儿……”
“可是，从另一方面说，荷荷也是一个受害者。”
“你得了吧！你见她那时候了？那会儿她神气着呢，小腚翘翘着多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两个岛上都是女王！我家男人倒成了她的跟包，跟在后边颠着碎步，我恨不得给她两个耳光！他们坐了直升机从毛锛岛到粟米岛，那个得意。有人说他们最恣的时候在飞机上都捣鼓那事儿，难说这不是一对色痨……我等着看他们落难的一天，我那会儿就知道，两人早晚会有这么一天——不瞒你说，咱在岛上有自己的耳目，我什么都清楚。我是说毛锛岛，那上面有咱的人……我估计得一点不错，他们很快遭殃了，一个跑了，剩下的一个成了万人恨！你想公司里怎么能饶了这个小姘头小骚货，还不要变着法儿折腾她？她肚里装那点秘密都得如数吐出来，不吐干净就用脚踩着肚子让她吐、吐，就这么着，她完了，疯了……”
我对这番话又惊又疑。荷荷会是那个狂徒的密切合作者、合谋者？她会不会是给他一手捉弄了欺骗了？我一想到林泉，想到痛不欲生的庆连，心上就有一种剧痛。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说：
“请给我讲讲岛上发生了什么吧，我必须如实告诉你，荷荷是我乡下兄弟的未婚妻……”
“啊？亲兄弟？真的？”
“真的……”
晚上，老人回来得很晚，他没有打扰我，只回自己屋里安息了。我睡在中间屋，东边是莫芳，西边是老红军。夜很深了，莫芳屋里还亮着灯。她的音乐一会儿开大一会儿关小，像海浪一样有节奏地拍击着身侧这面墙壁。我想她简直是故意折磨人，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有好几次我听到她开了屋门走出，在小小的会客室里穿着拖鞋走来走去，像个幽灵。她在黑漆漆的夜里发出深长的叹息。有好几次我听到她那拖拖拉拉的脚步声走近了，真害怕她伸手敲响我的门。我从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就面临着某种恐惧。我一直屏住呼吸听着叹息声和脚步声。谢天谢地，她终于回到自己的屋里去了……
我静静等待即将来临的黎明。
《毛锛岛》
一
毛锛岛过去几乎没有外来人等，一色的海中土著。岛外的人发现他们还是这个世纪的事，当时算是一个奇迹。本来这个海岛并非离陆地遥不可及，而是因为极特殊的海域地理环境：它每年里有一多半时间隐在浓雾之中，平时相隔十里即不见踪影。所以有时候人们将它视为一个仙岛，总说海里有一个闪闪烁烁的绿岛，它难得一见，是神仙居地。后来航海技术高明起来，机帆船出现之后，大马力高速度的航船可以冲破湍急的水流了，这才得以接近那个岛屿。
岛上的人当然全是打鱼为生，他们从哪儿来、祖先是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清。岛子方圆不到二三十公里，东窄西宽，是一个大致的鸭蛋形。东一边是岩石，海拔最高处只有十几米；北西南三面都是沙滩，只散落着一些礁岩。岛上树木葱茏，鸟儿很多，有不少蛇。蛇与鸟可能构成了食物链，而其他什么动物可能又要吃蛇。这儿有相当高明的蛇医，他们还兼治某种剧毒海鱼的蜇伤——这种鱼有的叫它们土鱼，有的干脆说也是一种剧毒蛇，不过以海洋为生存环境罢了。直到三四十年代，这个岛上的居民还是一色的土著，这些人个子稍矮，眼大，凸额，厚唇，嗓子尖亮。他们叫唤起来，尖尖的声音可以穿破浓浓的海雾和浪涌，让远海里打鱼的人听见。就依仗这个先天的特长，后来岛上出了不止三两位高音歌手，他们在大都市的剧院里发出震耳欲聋的高歌，声名远扬。
岛上土著除了这些明显的生理特征之外，还有稍稍隐蔽的一些不同，这要就近细细端量才能发现。比如说他们后背上都有人字形的浓密汗毛，沿椎骨两侧长出一撇一捺，在太阳下闪烁着金黄的色泽，煞是好看。脑瓜边缘有一些稍稍发红的绒毛，这使他们看上去就像布娃娃似的。岛上人世世代代只在内部通婚，这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持纯洁血缘的作用。他们最早极有可能是在水里生活的，因为一个个肺活量太大了，几乎用不着特别训练，每人都能在水底待上三两分钟。他们水性之好，可以和鱼类相比。多少年来，死于溺水的人几乎没有。死因除了一般的衰老或其他病因，主要是被蛇咬死和毒鱼蜇死。因为岛上最毒的蛇和最毒的鱼都是真正的美味，所以人们常常要冒死去捉。
至于土著们的一些其他异处，那需要进一步亲近才能知道。因为他们世代都是岛内婚配，对彼此体态以及特征早就习以为常，所以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也从不议论。但是随着后来交通便利，航船时而把岛外的人载进来，意外情形也就随之发生了。人们渐渐明白这些事情的性质相当严重，传开来就有些惊心动魄的效果。比如说有一个进岛勘测水文的大学生吧，他和他的一家人就在这里栽了一个大跟头。起因就是他和一个岛上姑娘恋爱了，尽管两边家长都不赞同，但由于二人坚定不移，最后也只得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婚后的男子在离岛最近的陆上水文站工作，以方便进出岛子。问题就出在两三个月之后：男子变得面黄肌瘦，以至于父母见面后大吃一惊，以为他害了大病。去医院检查一通未见其他异常，只是身体实在虚弱至极。医生百般询问才得到实情：原来岛女与他的身体大不相宜，两人相处实在有大问题。
一开始家里人还以为是新婚夫妇感情不和，后来才知道一切恰恰相反：两人是太过炽烈了。小伙子感叹：哪知道他们岛上女子这样啊，大白天工作起来神色专注，只用心于手头的事情，连说话都绷直溜快干脆利落；谁知一到夜间麻烦就大了——缠绵起来没头没尾，无始无终，热情烤人并且从不减少一丝一毫，还以为对方像她一样，都是铁打的呢……这样日复一日，他变得形销骨立，她却喜生生的，那双大眼越来越亮。
母亲心疼儿子，就和丈夫一起去了岛上。他们在机关上工作日久，本来就与岛民的共同语言不多，这会儿要表述那样复杂的、羞于启齿的问题也就更加困难了。他们只是反复强调：人的一生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业要做，所以一定要正确处理工作和情感方面的关系；再说时间还多着呢，总不能寅食卯粮。他们尤其指出：年轻人要趁着大好年华多多学习——学习业务和革命理论，总之要适当转移一下兴趣才好……两位岛上家长四目相顾，压根儿就听不明白。没有办法，最后四位家长特意将小两口叫在了一起，像开一个严肃的家庭会议。男方父母又细细地说了一会儿，两位亲家一直插不上话，他们忍了半天，终于再也忍不住了，站起来说：“人哪，总得说些人话，学问再大也不能不说家长里短是吧……”
就这样，如此重要的一次亲家聚会，不但没有达到起码的预期的效果，最后反而悻悻而散，以至于后来再也没有相会。这就是文化的冲突，还有生理的差异，尖锐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好在这对年轻夫妇懂得向现代医学求助，跑了许多医院，结果依靠服药维持，最终得以稍稍缓解。
这种矛盾无论缘起于男方还是女方，其剧烈程度都完全一样。岛上的一个男子和外面的一个女子结了婚，而后产生的问题一如前述，最后同样是不可调和——两人不得不经历离婚、复婚这样的复杂过程，一连折腾了好几年。他们最终不能分开的原因是两个人实在是太相爱了，只是有碍于生理或类似于物理方面的屏障罢了，他们有志于战胜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岛上人无论男女，只要爱上了一个人就再也难以改变，必定会从一而终。如果其中的一个提前离开了人世，那么另一个绝不会另觅新欢。通奸的事在这里更是闻所未闻。总之这是一个缠绵的岛、忠贞的岛，也是一个怪异的岛。
多少年来，无论是岛上的人还是外面的人，随着渐渐得知了各自的不同特质，在通婚方面也就慎重多了。但爱情有时候是不讲理智的，所以仍然有极少数胆大的男女愿意一试，他们的做法多少有点像冒死吃河豚的那种人，凭着一时热情不管不顾地走到了一起——结果可想而知，那就是产生出一些大大小小的悲剧。有人想依赖越来越发达的现代科技，即用药物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结果并不理想。再说长期服药的副作用也很大，会对肝脏和心血管系统造成一定损害。
毛锛岛土著一些独有的特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认识的提高，人们渐渐将其当成可供开发的宝贵资源：先是许多演艺界的人来这儿淘金，寻找男女高音；其他方面的人也跃跃欲试——有些大城市娱乐场所专门来这里招服务员，他们认为这些人既有缠绵过人的个性，那正好适合大都市里繁忙的陪客工作，于是就愿意出极高的薪水雇用。但是后者几乎没有一个成功，原因就是岛上的人热情而专注，工作和情感总是分得很开，想让他们做出额外的服务连门都没有。他们个个贞洁过人，并且不可改变，如果不小心上当受骗失去了贞节，无论男女都会以死相抵。
当那个大公司花费吓人的重金租下这个岛子时，二十世纪也快要结束了。时代不可遏制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切都大大地往前发展了。公司的人以前瞻的眼光看待问题，坚信时代无坚不摧的力量，认为时间可以改变一切。他们期待自己的巨大投入会得到双倍的回报。“这里才是最好的旅游胜地啊，这里有取之不尽的资源！”前来考察的人听过了关于岛民土著的一些特征之后，一声连一声地感叹起来。他们在岛上建了各种建筑物，修了停机坪，架起卫星天线，并免费给一些人多的地方——如代销店和停船码头等场所赠送了大型彩屏电视。这些地方于是日夜都有人围拢观看，男女老少拥挤起来。电视上的花花绿绿先是吓了他们一跳，有的跑开又转回来——日子久了也就渐渐习惯一些，最后能够站在那儿从头至尾地看下来了。
“那是一台亲嘴机。”拄着拐往前挪蹭的老婆婆指着不远处的电视说。有人愤愤然摇头：“被窝里的事怎么能搬到大街上？这合适吗？”他们最后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电视这东西原本是不错的，不过只可惜放错了地方，它最应该放的地方是被窝。于是岛上的头儿正式找到了公司，清晰而强烈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公司回答他们：道理也许是对的，不过这有个机器性能问题，它需要散热通风，老裹在被窝里会爆炸的——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这样一说，岛上人再也不敢提这档子险事了。
仅仅是半年过去，人们就看到了岛上的青年在大街上亲嘴了——在大街的拐角，在一棵大合欢树下。他们像那台电视一样，把被窝里的事情搬出来了。
二
岛上人供奉一个共同的老祖：毛锛。他们将这个人的形象画下来，还烧在了陶器上。无论是否逢年过节，家家都要给他上香、摆供品。这个人是个男子，大眼睛，窄额，有三绺胡须。宗谱上这样记载：有一个青年自小习武，艺精胆大，常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举。因此，他得罪了当地的一个官宦望族。这个豪门一心要剪除他，先是让豢养的家丁兵勇、后又雇用了专门杀手追诛。好青年不畏强暴，一路相搏，一拨拨强人都死在了他的剑下。有一次他宿在一个庙里，一位老和尚对他说：“你杀人太多了，身上命债太沉，这一生怎么了得。”年轻人带着哭腔说：“我也不愿这样，是那个望族逼我太甚，他们要赶尽杀绝。”老和尚又问：“报仇也需要恒力恒心，如果没有大恨，他们是不会这样一心追杀的。”他不再吭声，半晌才吐露真情：原来那个豪门里的小姐和他暗中欢会过，从此两人难分难离。谁知小姐早就许给了一个皇族，两人的事一旦败露给皇族，豪门也就完了。所以他们就要在暗中将人除掉，从根上阻绝。老和尚听了连连叹息，不再言语。天快亮的时候，年轻人向老和尚求一个保全之方，老人思忖说，方法是有的，可惜你做不到。他问什么方法？老人说：“四个字，‘断念遁世’。”年轻人说我日夜挂念的人就是她了，我终有一天还要回那个豪门把她抢出——我们俩随便走到哪里都是一辈子，不在一起不如死了好。老和尚说：“我说你做不到嘛。你扔不下手里的剑，就像你放不下小姐一样。”年轻人反问一句：“谁能放下小姐？”
老和尚再不劝他。因为老和尚也有那么一段情缘，他就是为这个才出了家。他自己知道这一辈子受了怎样的煎熬。这是比死亡还要可怕的生存。老和尚不忍心让眼前的小伙子也走进同样的岁月。老人的慈悲让其左右为难。黎明时分，年轻人要离开了，老人终于对他说：“你回去领自己的小姐吧，不过起程之前先把武艺练好。”“我的武艺没说的啊。”老和尚摇头：“我看不然，如果再好一些，就用不着流那么多血了。”年轻人不明白，老和尚解释说：如果你的剑舞起来，能够削发而不伤头、去须而不伤颈，那么对手就会魂飞胆丧，再也用不着要他们的性命了。年轻人低头称是，连问哪里才能学来这样的功法？老和尚就为他指了一个去处，那是一座蓊郁的大山。
青年进山苦学两年，出山后直返故里。那家豪门正雇用高手四处追踪，想不到他自己送上门来。年轻人对豪门说：我再也不想伤害谁，只是回来见一眼小姐，她愿意跟我走，我们就再也不回了；她如果不见我，我就自己离开，同样也不回了。豪门一听立刻大骂：“痴狂小儿死到临头还做妄想，快快，快为我取下这颗人头。”一声吆喝，武艺高强的兵勇和杀手蜂拥而出，将年轻人围个铁定。年轻人声声哀诉：“就让我见她一面吧，如果她让我放下这剑，我就双手捧剑给她，你们砍死我都不悔。”四周的杀手哪里肯听，上前一顿猛刺。年轻人边躲边退，最后被堵在了墙角，四周再无退路。直到这时，他的宝剑还像来时那样斜背在肩上。
一丛刀光在他眼前闪烁，他躲闪不及，只好转脸面壁，同时宝剑出鞘——它飞花绞链一般，一阵银蛇舞动，发出巨蟒吐信似的吠吠声。只有四五分钟，四周的人全都哎哎倒地，一个个扔了刀枪，紧紧抱着一颗光头：地上全是削下的一片胡须毛发……
年轻人踏着一地毛发，如入无人之境般直奔大院，终于在府邸深处找到了心上人儿。原来小姐一直被囚在楼上，已经愁哭得不成人形，这时见了他如同梦境。他一手将小姐扶上后背，一手持剑出门，只见那些捂头的壮士这会儿似迎似送，只没一个敢于靠前。豪门老爷大喊大叫，手击石墙溅出血来，还是没人听从号令。
就这样，年轻人驮着小姐一路飞走，第一件事就是寻到那个野庙。老和尚为他们合掌祝福，然后备下婚房。两人跪谢了老人，度过了终生难忘的一夜。
第二天他们起程上路，遵照老人的嘱咐，远遁瀛洲。谁也不知那是一个什么地方，只知它在大海缥缈处，于是就找一个大胆船家，掷给许多银两。
船行一天又一天，找到一个又一个孤岛，都不像老人所说的仙境。两个人正在新婚之日，却一直蜷于一叶孤舟，牵手依偎，热心期盼。船行到第十天，突然起了一场风暴，结果昏天黑地波涌连天，呼叫了三天三夜，后来不知怎么就没了知觉——待他们醒来时大吃一惊：船和人都搁了浅，三个人都趴在一道沙岸上。抬头看，身后是无边无际的茫海，前边是绿色葱茏的陆地。原来他们来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岛。
这个岛有山有水，花香扑鼻，一群群鸟儿扑棱着翅膀欢迎他们。两个人当即决定就在这里定居下来，搭窝做棚。那个船家只想着回家，直等风平浪静的一天驾船入海——他的银子全给掀到大海里去了，两个人只剩下赤手空拳。最后，如花似玉的小姐拥上去，给了船家两个结结实实的亲吻……
日后，那个送他们入海的人几次凭记忆来寻这个岛，结果都没能如愿。
一年过去，岛上多了一个胖娃娃。他们没法取火，只吃生鲜牡蛎，身上力气变得奇大，日夜恩爱。第三个孩子生下不久，一群躲避风暴的海盗突然登上了岛子——他们一见这个美艳少妇，立马睁圆了眼睛，红胡子全都翘起，摩拳擦掌冲了过来。年轻人正给小儿喂食，这会儿一手抱雏一手舞剑——只三五分钟，那几个海盗的头发和红胡子全部落在地上。他们抱头鼠窜，抢来的几个男女渔人和东西都撇在了岛上。
海盗们到处宣扬，说大海深处有个岛子，那上面有个家伙身怀绝技，剑法出神入化，只削毛发不取人头，一转眼就能把人的头发胡子全给锛个干净——“这人叫‘毛锛’……”
那几个被救下的男女渔人就留在了岛上，搭棚做窝，过起日子来。这会儿他们垒起一个个锅灶，因为海盗们带来了火种，还有其他生活用品。
毛锛岛的人烟一天旺似一天。这里空气清新，食物丰饶，稍稍动手就有吃不完的东西。几个年轻人除了一天到晚恩爱，几乎没有别的事情好做。岛上很快生出了一批健壮的孩子，他们在白沙上赤脚奔跑，眉开眼笑。
许多年后，后代人说起自己的祖宗，都异口同声叫他“毛锛”。
岛上的人从生活习俗到生理诸种，无不继承了老一辈的特征，即一个个特别恩爱。两性之间一旦婚配就生死相依，不再分离，直到七八十岁了还像青年人一样缠绵。一些外地人初见这样情状无不惊骇，还有的大呼小叫，说这岛子上必定有些蹊跷。
岛外不断有人来到岛上，寻找欢爱的诀窍。有的医学专家甚至长期住下来，从岛民的生活习俗诸方面加以考察：吃什么喝什么、何时就寝、具体到怎样亲近、怎样同房等等。有一个医学女博士准备就此写一部专著，在岛上住了大约一个多月，前后找四十多人交谈并做了笔记。
她最感兴趣的都是炕上的事情，而且问起来不厌其细，以至于被问者脸红到脖子，她只满脸坦然地一笔笔记下，并随手画出图形。
人们送给女博士一个外号：“日得轻了。”
“日得轻了”走后，这里被进一步渲染，直到引来了那个大公司。
三
电视机在岛上得到了迅速普及，结果出人意料。几年来岛上出现了一些闻所未闻的怪事：女人穿露膀子的衣服，男女当众拉手，婚前钻树林子……本来这都是电视上演过的，有人又在岛上重演。大家盯着电视议论：“这物件呀，难说是个吉祥物哩。”有人指证：“‘日得轻了’夏天露出半个奶头。”大家记起关于她的许多场景：有人见她与一个老太太交谈时，曾以手势比画过那事儿；还有人见她一边往本子上记着什么，一边解了男子短裤观察……“妖怪出世了”，大家叹息。
大铁鸟飞来的日子，是全岛的盛事。老老少少全跑出来了，老婆婆持拐跑得慌急，摔伤了股骨。这只大鸟没有羽毛，却比平时的鹭和鸥飞得更快，个头也大上百倍。它呼哧呼哧落在了那片红房子跟前，从上面下来一些怪人：他们手挽手肩连肩，女的脖子上挂了珠子，男的脖子上挂了条大鲅鱼——仔细些看是锃亮的布条做成的假鱼——仅从这一点上看，他们喜欢这海岛也是情有可原的。黑眼镜白眼镜，黑皮箱白皮箱，大包小包，一切都大大不同于岛上物件，真是让人大开眼界。“等着看吧，稀奇事儿就像海蜇钻裆，够你老兄喝一壶的！”岛上人都知道被海蜇沾上裆部，会痛得死去活来，于是吓得一声不吭。
宾馆里招服务员了，男女都要，而且先要相面：长得越俊越好。
被招走的男男女女都运出岛子，在外面的大地方培训一两个月，然后再回到岛上工作。岛上先后换了两个头儿，最后来的一个手上戴了两个金戒指，是个三四十岁的男子，人们就跟他叫“戒子”。这人油头粉面，耳朵大于常人，身边有一个美丽超群的女人。这个女人的名字发音怪异，就像老年人的两声奸笑：“荷荷”。不久人们就发现，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两声奸笑”说了算，那个“戒子”什么都听她的，两个人简直比新婚小两口还要亲密。人们预计他们二人被“日得轻了”点拨过，反正在恩爱亲昵方面比起岛上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个别岛上青年看电视日久，想入非非，说去公司里应招，挣钱多少并不重要，要紧是能天天看到那个小娘们。
岛上老人有一个经验要告诉青年人：凡物都分为上火去火两种，做事也是一样：看女人多了会上火，女人越是风骚上火就越厉害。年轻人因为一阵急火攻心，最后得了暴病死在这上面的，真的不在少数。岛上有一种败毒草生在崖畔，要用来去火最有功效，所以岛上自从来了“两声奸笑”之后，这种草也就要断根了。
不过岛上人对“两声奸笑”的容貌还是承认的。他们认为开天辟地以来，像这样的美貌也不会太多。“这种物件既能上火，又能去火。有谁上了大火没法收拾，到头来就得找她了。”
一批批男人从那只大铁鸟肚子里钻出，然后就不愿离开。岛上人开始猜测：他们都是来去火的。这些人大概上了大火。她去火的能力如何，只要看看不离左右的“戒子”也就知道：年纪不大眼儿凹了，嘴唇发紫且贼眉鼠目，站在风里打抖。别看他这副不久于人世的模样，管教起下人却是声色俱厉。在宾馆里做服务生的男女一说到“戒子”，脸色马上变了。他们出了门就不敢提宾馆的事情，说这是公司秘密，谁透露了就要吃官司——“戒子”训话说：“告诉你们，咱公司有世界上最大的律师，谁要敢犯事，大律师就把他送上法庭！咱公司一切都依国际通则，你可以试试！”
女子白天要陪客人在角子机旁、海滩上玩，晚上要陪他们喝酒喝咖啡。“听说你们个个都有一手啊，”客人伸手在她们赤裸的身上度量着，弹击几下，揪揪皮肤，“胶皮一样。”当他们提出过分的要求时，她们就会说：“咱是‘卖艺不卖身’的。”客人笑了：“一个岛上姑娘有什么艺？”姑娘不答，只是重复一遍说过的话。客人砰砰砸墙，然后就拨电话，一会儿荷荷就来了。她看看姑娘，说：“就这么点事儿把你难成那样？我还没你那么多穷讲究哩！”姑娘说：“那你做做看！”荷荷摸过旁边一柄拂尘，举起就打。姑娘一边躲闪一边说：“主任我不敢了，我依着他就是。”说着就伏到床上呜呜大哭起来。荷荷像哄小孩儿一样对客人说：“老总您多担待就是，她们开始总要哭一会儿的。”
男生有时也要遇上一两个胖胖的女客，她们仔细问过他是不是岛上的后生，答过“是的”之后，她们就不怀好意地笑起来，说：“听说你们都是有特长的，能给咱露上一手？”男生迷惑不解，问：“哪一手？”“哪一手厉害就露哪一手吧。”“我，”男生搓搓手，“来宾馆前，学过宰猪……”女客一愣，大笑：“真调皮，真狠！好吧，你就宰我吧！”她脱得一丝不挂，站在男生面前。男生觉得她真像一头猪啊。他不敢看她的下体，羞得转脸，她就一次次把他拨正过来。当她一次次拧他的头、揪他的衣服时，他恼了。女宾客火了，拨通了电话，荷荷来了。男生慌得赶紧用床单遮住了身体。荷荷看着他，目光里充满了厌恶。男生说：“我是‘卖艺不卖身的’……”荷荷呵斥：“你前几天还直勾勾盯住我看呢，这会儿装什么蒜？”男生泪花满面：“这是，这是两码事啊……让她饶了我吧！”荷荷对女宾客说：“孩子是好孩子，就是太挑食了。您别见怪，他也有个熟悉的过程……”说完厉声对男生说：“打起精神，工作不能挑肥拣瘦！”
岛上人知道，“戒子”和“两声奸笑”就是这里的雌雄二王，是岛上的皇帝和皇后。他们后来又听说，这两人还是另一个海岛——粟米岛的主人呢！瞧他们坐着那只大铁鸟空里来空里去，出入不分对儿，原以为是夫妻呢，到后来出了一件事情，才让大家知道了一点端的。
那天一个大块头女人突然出现在毛锛岛，是坐船来的。她一露面就惹得人不转眼地看：一头浓发黑里透红，大眼灼灼，双腿颀长。她先是拤着腰在岛上踱了一会儿，远远看了看那片宾舍，然后径直走了进去。据说她在宾馆里大闹了一场，先把“戒子”的办公室砸了，又从什么地方找到了一些乳罩内衣之类的东西，用树枝挑着扔到了食堂的火炉里。胖女人闹了一场就走了。不过公司上下的人都对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大俊美，威风凛凛，气度不凡——她的双乳就像小孩头颅那么大，屁股让人想起扭动的大象！这样一个超凡出众的女人竟然管不住那个气息奄奄的“戒子”？也许她是“首长”？后来每当“戒子”对他们发火时，他们就在私下里咒一句：“凶吧，让你出门遇见‘首长’！”
毛锛岛就这样过着日子。不知什么时候，人们一愣神儿，突然发现岛上少了两个人的身影。“老天，咱多久没见那只大铁鸟了？”街上的人猛然记起来。再等下去就是另一拨人的进驻：一个叫吴灵的男子带领一帮人，满脸怒容，气势汹汹，从头到尾盘查起来。大家知道公司出事了，不久又听说：那个“戒子”携带一笔巨款叛逃了！“跑得真是慌急啊，连姘头都没来得及带上！”“带上大块头老婆了吗？”“哪里，更没带。这小子一个人闯荡世界去了！”“他一准找上一个外国娘儿们，他也会说她们的话，‘咕噜咕噜，我操！’”“瞧你说了些什么啊，这哪是外国话！”“反正也差不多吧，狗日的整天就是这一套……”
四
“听说荷荷这小娘儿们遭了洋罪！要吃大官司了！日夜上着火刑哩！”毛锛岛上的人议论着。他们所有消息都来自宾舍里的人。这些岛上孩子，如今不论男女都变了个样儿，一个个穿着怪异，害怕阳光，小脸煞白，屁股撅着，好像随时都等人从后面踹上一脚。“这些娃儿啊，不中用了！”岛上人这样说，是指他们下海也打不成鱼了。
“戒子”跑了，可是“两声奸笑”还在。剩下的人就得忍受大苦楚了。总公司里带头的那个男人可不是白吃饭的，他先是把那个女人下了地牢，然后从头审起。“地牢”就是地下室，平时用来装一些杂乱东西。主审官就是吴灵，他穿了中式黑衣，像民国时期的帮会人物一样阴险，沉着脸问话，说：“细细讲来，不然你就惨了。这回公司损失了几个亿，这么大的阴谋——你们怎样计划、分成几个步骤、怎样具体实施，要从头说来。我会替你负责，我交了差，才能保你，我交不了差，你就得落到别人手里，到那时，你想死都不成……”
荷荷蒙了，半张着嘴说不出话，模样更加迷人。吴灵对女色从不动心，厉声质问，思维严整。荷荷流泪不停：“他只和我说管理的事，往外国跑，这哪里提过啊！”“那你们是怎么分赃的？还有，他没有许愿娶你、接你出去？”荷荷哭出了声音：“首长说到了哪里啊！咱是在这儿打工的，咱身子早就不干净了，咱挣再多的钱也知道是什么人哪，还糊涂不到想做大小奶奶那样的地步……我总有一天还得找俺庆连，俺是他的人……”“庆连？这人是谁？”“就是俺的男人，还没来得及圆房就招来公司不是……”吴灵磕着牙：“那小子算有艳福——你也不用打岔，老老实实回话。”
荷荷百般辩解。吴灵无奈，上火牙痛，就说：“小贱人吃不了兜着走吧！我哪有工夫和你搭咯？再不说，我就把你扔给小组了，他们什么法儿都有，到时候想让我救你都找不到人！我平时日理万机！”荷荷听得明白，苦苦哀求他开恩：“庄稼孩儿要多可怜有多可怜，实在不行给叔做点什么？只要叔不嫌弃，我怎样都行啊！”吴灵哼一声：“你想得美！老实交待，没别的门窍！”荷荷跪下：“我知道犯了大罪，可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吴灵说一句“不管了”，就离开了。
从此荷荷就落入了那个小组。这些人当中什么奸邪都有，他们使用各种方法折磨她。她在地下室，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一丝不挂，审问再加上污辱，有时还要动用特别刑罚：他们有一套手段，格外阴狠蹊跷，让人生不如死。荷荷嚷着：“我死了我死了，我肯定不活了……”但还是活下来。他们给她脏东西吃，吐出来再吃。什么都做过了，仍旧一无所获。小组的人终于明白：那个“戒子”真是一个狠毒的阴人，单打独干。
荷荷被放出后就重新安排了工作。先是把她打发到粟米岛，让她扮了一段时间的“龟娟”。这段时间是粟米岛上生意最好的时候，那些人在“龟娟之夜”没有不丧魂丢魄的，口耳相传，都说岛上出了仙女。可惜这个“仙女”美则美矣，就是有些疯癫，时不时乱喊乱叫，光着屁股往沙滩上跑……尽管如此，粟米岛还是舍不得放她，并且认为有这样一个疯物在沙滩上奔跑，也是罕见一景。果然，旅游者增加了数倍，人们比那个疯女人更加疯迷，一个个眼都红了。
这样一直到某一天：大铁鸟降落在粟米岛上，从里面出来一个衰老不堪的人，他刚刚立定就看到了在沙滩上疯跑的女人，脸上立刻变色。
从那以后疯女人就不见了。
《战友》
一
老人和他的儿媳常常在半夜把我惊醒。老人尽管极其小心，但还是弄出各种各样的响动。我本来就有失眠的毛病，这一下可真找了个好人家。老人在夜里常常不停地咳嗽，听来让人怜悯。我反正睡不着，坐起来披衣读书，等待着这阵剧烈的咳嗽平息下来。后来咳嗽声更响了。
我下了床。
老人的门半掩着，我敲一敲走进去。原来他也披衣下床，正在一个旧木箱里翻找什么。他可能被一些陈年灰土给呛着了。
“把你惊醒了？”他抱着一摞旧报刊，“我的嗓子不好啊，一到了秋天就这么咳嗽，其实没大病。”我看到旁边的一个小柜子上有一沓纸，上面写满了什么，不便去翻看。旁边有一杯黑色的茶水，正冒着淡淡白汽。我劝他休息，他说人老了觉少，一天如果能睡上四个多小时就已经很好了。我忍不住又瞥一眼那叠纸，问他是不是在写回忆录？他说：“就算是吧。”他说他们这一茬人个个都在写回忆录——那不过是安慰自己的一种方式，并不是为了给旁人看的。我明白他的意思。
“我记到本子上的东西，只是白天晚上想过的几十分之一。我还忘了问，你的父亲多大年纪了？”
我没有吭声，咽了一口。
他大概看出了什么，垂了垂眼睛。
我告诉他，我的父亲早就去世了。
“噢，这样……”
我告诉他，爱人和孩子，还有岳父一家，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全部亲人了——岳父也是一个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打过仗，不过他现在没写回忆录，而是每天练书法，并且在那个城市竞选了“老年书法家协会主席”。他还作诗，五言诗七言诗作了很多。
老人听着，半天没有吭气。后来他问起了岳父的名字，摇着头，说不认识，问属于哪一支队伍？参没参加“砧山口起义”？这些我知道得不多，但还是能够简单地回答几句。谈到那片平原上的事情，我们都不由得有些冲动。我说：“我怎么也想不到您对那一带那么熟悉，原来也在那些地方活动过！您现在真应该回去看看……后来您回去过吗？”
“回去过。不过我不愿做那种指手画脚的人，说后来人把什么都搞糟了。不过有些人，我一看就知道是个败家子。这样说还抬举了他们，实际上他们是毁坏我们事业的人，是我们的敌人！”
听着老人的话，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在心头蔓延开来。像眼前这样的人已经没有了。他所说的那种“毁坏者”“敌人”，我并不陌生，这一类人好像都是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未来。他们只属于眼前，一切都从眼前利益出发，是极端的实用主义者——理所当然也就是这个世界的毁坏者。
“我提了几条建议他们睬都不睬，他们当然不会睬。他们就那么眼睁睁看着流沙把平原淤成那样，竟然敢伐掉我们几代人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几公里宽的防风林！这一来那些沙丘还不要逐年南移吗？没有防风林，起了海风，到了秋天怎么办？有个正在任职的狗东西，看起来唯唯诺诺的，有几次还冲着我合掌作揖，他把我当成了泥菩萨吗？这个狗杂种显然不是我们的同志。我找到有关部门，让组织上好好考察了一下这个人。我说这种人物必须撤换。我是在对组织讲话，对我的同志讲话。可是后来他们却把我的话一字不差地传给了那个皮笑肉不笑的家伙，结果后来我再到那里去，他就故意安排我住在一个又脏又冷的小屋子里，随处难为我，想把我赶走；他还在我面前说些不冷不热的话——说如今有些老东西啊，拿着他当盘菜，他是一盘菜；不拿他当盘菜，他就什么也不是！我腰里没有枪，要有，我真能把这个家伙毙掉。我这人火气大，拍着桌子说：‘你是什么意思，你给我立正站好！’他嘻嘻笑，说没什么意思，反过来还问我接待得怎么样？然后又是双手合十作揖，说：‘以前战斗过的老领导来了，俺忙不迭欢迎，安排食堂做最好的伙食，安排最好的房间，隔三差五还过来问安，有什么意见哪、看法呀、指教呀……’我说你先别扯这个，这是我自己的事，我在问你，你是怎么糟蹋这个地方的？他的脸一下子沉了，气得直跺脚。他骂我搞小动作，不识抬举，到上面讲他的坏话。我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告诉他：这是我对组织上的一个建议。这家伙哈哈一笑，恶狠狠地盯住我：‘你说了不算，这个地方没你的事！这儿你做不了主，也不欢迎你来！’你听，这就是那个恶棍讲的话。我到现在仍然弄不明白的是，他自以为那个地方欢迎他吗？还有，我是冲着那片土地去的，我的老战友在那里流过血。我要他来欢迎，那我岂不是完了？那样我就连一条狗都不如！他能代表那个地方吗？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有些人就想把我挡在昨天，不让我回来，就像不让我跨出一个门槛似的。可是我这人越老越犟，偏要转回来，偏要一手扯上昨天一手扯上今天，把它们拧到一块儿去。有些人很快把什么都忘了，可那是鲜血和人命啊，那些事也能忘吗？小伙子，像你这样年纪的人，还有心思听听这些，没忘了那个叫于畔的人，我就觉得你了不起！我们这一茬人有个毛病，就是老待在昨天。我不知道你的岳父是不是这样的人？老在那儿回忆、回忆，大门不出，这正好是一些人从心里盼望的！一个人不能忘记昨天，可是这还不够，他还要有胆子跨到今天，跨进今天的门槛。昨天和今天中间只有一茬人能把它们接通，就是我们这把年纪的人……”
尽管两个人睡得晚，奇怪的是他和莫芳都能起得比我早。他们都有过人的精力。老人像过去一样，一早就到外边去了；而莫芳在她的屋里逗一会儿猫再去院里玩，小心地化一个淡妆。第一抹霞光照在她的脸上，整个人显得生气勃勃，没有一点熬夜带来的倦容。她邀请我到她的屋里见识一下，我谢绝了。但有一次我站在中间客厅，从门口瞥了一眼，立刻看到里边摆了很多书，这终于对我产生了吸引力。我接受她的邀请，到近前一看，这里杂七杂八的书籍可真多。她显然是一个读过很多书的人，不过读的坏书太多了，这都是她在三五年里搞来的。我一直有个感觉，就是我们只用了三五年的时间，印出的坏东西，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历史上的总和。多了不起！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真邪门！而眼前这个高大的女人就是这一“成果”的最好享用者。她记忆力好，能够滔滔不绝地复述那些千奇百怪的知识和见闻。她屋里有一台激光唱机，许多激光唱片和胶木唱片堆积在一个架子上，简直比书架还大。不知为什么，那只高贵的猫大清早却精力不佳，它正闭着眼睛在“床上”打盹。原来它也有一个专门的“私房”，一块绒布小垫就是安歇的床。这“床”显然是出自莫芳之手——看看这只穷奢极欲的猫，就知道这个屋子的主人是怎样一个人了。这个女人洁净、高傲，发疯地享用，以显示自己超人一等的高贵和不同凡俗。
我仔细端量了那只猫。说起来没人信，它甚至用了进口的荧光指甲油，缩在里面的爪子都给染过了。我还搞不明白的是，这屋里竟然没有一点猫的粪便气味，而且也没有浓重的香水遮掩……我最后看了一眼她的猫和那堆诱人的唱片，走出了屋子。
我想到田野上走一走，想和那个老人一块儿，在这可爱的清晨散散步。
莫芳两手插在裤兜里，多少有点遗憾地伴我走到院子，在门口那儿站住了，一直目送着我。
二
我踏着苔菜地往前。前边是霞光勾勒出的那个高高瘦瘦的身影。他头顶的白发也被霞光染上了一层金色。他可能看到了我，一直站在那儿。我加快步子走过去。我们俩一声不吭地向前走去。太阳已冒出山口，光线变得非常强烈。不能迎着山口走，那样阳光就太刺眼了。地上，一夜的寒气凝在苔菜叶上，墨绿色的厚叶片上结了一层细小的水珠。如果天再冷一点它们就会变成银霜。走了一会儿，我们踏上了一条可爱的泥路，它顺着田垄弯弯地向前，两旁是开始脱落叶片的毛白杨。淡灰色的树皮上一个个黑色的疤瘌点缀着，很像人的眼睛，正遥遥注视着这片田野。我们哈出的气发白，天有点冷。
他回过头：“想不想一直往前，走到山根那儿？”
我点点头。跟着这样一位老人往前走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他一点也不像一个七八十岁的人，两腿非常有力，每一步都迈得很大。那的确是毫不夸张的“巨人的步伐”。他没有穿军装，如果扎上腰带打上裹腿，再戴一顶军帽，就会把人唤回昨天。
弯弯土路在山的慢坡前向北拐去，这样绕过小山，通向了市区；在它的拐弯处却岔出了一条一尺多宽的小路，一直顺着山坡向上……我明白了，这是老人每天散步踏出来的。我们就沿着这条小路往上攀。路旁有好多还魂草，就是平常所说的卷柏，它长得像一个个莲座。由于好久没有下雨了，它已经干卷了。往上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卷柏属植物，像蔓出卷柏，主茎伏地蔓生，叶子比还魂草绿得多，嫩油油的。有些发黄的朝鲜碱茅中间长了很多阴地蕨；岩石的缝隙间，野鸡尾长得非常茁壮。这儿的灰喜鹊起得特别早，它们从山的阳坡飞过，一群一群落到黑松上，然后又飞到更高的光叶橘上。它们轻轻地啄食，我们走近了，它们一点都不害怕，吵闹着，在树上顽皮地翻上翻下。
一只漂亮的黄腹山雀落在前面不远的野椿树上。野椿树叶子的背面、叶梗，都红得像胭脂，黄腹山雀就像树上开放的一朵奇花。它歪着小小的头颅，显然是看到了我们。老人停住了脚步。我们一块儿看野椿树上的那只鸟。就这样整整停了四五分钟，它才鸣叫一声飞走。
整个小山上植被很好。树木至今绿油油的。各种各样的灌木和绿草覆盖了泥土和岩石。只是到达山顶的时候才有凸露出来的花岗岩和石英斑岩。在接近山顶的泥土稀薄处，挺立着一棵近三十米高的槲树。它的球果已经快要成熟了，有的开始脱落。我从地上捡着可爱的球果，久久端量。这棵树大概至少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老人一手撑在树干上，眼睛却在望着南方。南边是依次增高的山岭，雾气笼在它们半腰，又给太阳染得一片橘红，非常壮观。看了一会儿，我们又启步向南。这儿要沿山脊走上一会儿才能找到一条去山阳坡的小路。路很陡，尽管被人踏出了一些脚窝，但仍然得小心翼翼地往下走。老人显然是走熟了，他一直走在前边，走得很快。
我们在山的半腰停住了。
我很快明白他为什么要领我到这儿来——前边是几个地堡，它们的枪眼黑洞洞地向着东南方。地上还有一圈毁了半截的地基。当年它们曾被用心地垒起来。这儿显然有过一场战斗。老人在这些工事前久久沉默，一句话也不讲。他面向黑洞洞的射击口。我发现他的两只手端到了面前，握到了一块儿。霞光照在他的手上，让我这一会儿好好地看了看这双手。衰老，锃亮，多少带点紫红色；上面没有多少疤，脉管鼓得很高。那些脉管让人想起粗粗的生锈的铁丝。手的正面被厚茧壳包裹，有的地方已经破损，裂了口子。像一双农民的手。不知怎么，我觉得它不像是军人的手。
“你还记得我跟你讲过砧山口起义吗？”
“记得。”
“你以为参加起义的有多少人？”
“几百人吧？”
“没有那么多，只有二三十人。”
我有点吃惊。
“但是起义到了第八天上，我们就有了一百五十多人！那时候我们觉得兵强马壮，是赶紧打一仗的时候了。只可惜走漏了风声，敌人有了准备……不过如果我们动手再晚点也就全完了。我们先解决了他们一个连，夺来一些武器。再后来他们的援兵到了。我们就往南山跑。就在这里，就这个地方，他们赶上来，围了半圈，另半圈是个陷阱——可不能往那边走……这一场仗打得好惨。就在你的脚底这儿，死的人像摞起的秫秸。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遭看见这些活生生的、前一个时辰还有说有笑的人扑通扑通倒在这儿，血像春天的山水那样，顺着石坡往下流，染到哪儿哪儿红……”
他闭了闭眼睛。
“一百五十多个人，你知道后来活了几个？”
我听着。
老人艰涩地吐出了几个字：“只活了三个，我，妇救会主任，还有一个挑饭的小伙夫。”
我们沿着小路绕过工事往回走。后来我们在路边发现了一蓬闪着金光的金盏草。它们在草丛中那么亮，简直像一堆金子。
老人站下好好看了一会儿。他拍拍我的肩膀：“走吧，年轻人。”
我问他另外的两个人现在在哪儿？
“那个妇救会主任年纪大了，去世好多年了。她是个很有名的人。我不愿跟你讲她的名字，不过她的晚年过得并不好。她是活下来的三个人当中级别最高的一个，曾经分担过很重要的工作。总之这个人后来很可惜。另一个人没有文化，是真正的大老粗，一个庄稼孩子。他现在还活着，就是山南村子里我那个战友……”
我听了心里一热：“是吗？我真想去看看他！他很老了吧？”
“不，他比我还要小两三岁。当时是他爸让他挑着一担吃的喝的赶上队伍，才让我们吃上午饭。没想到这就挨上了战斗。战斗完了他活下来，想回也回不去了。我们还得赶紧逃命。我跟你说过的那个政委你还记得吧？”
我点点头。
“那个政委就在那场战斗中死了。我说调走的政委是后来的。我这儿到现在还留了一份那个牺牲的政委写下的起义手令。”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
回身望着山脚下的一片苔菜地，每一个叶片都像闪闪发光的金属，反射着太阳的光芒……“我们走吧！”老人加快了步子。
莫芳已经做好了饭，她咕咕哝哝，大概是埋怨我们走得太久了。可老人什么也没讲，一直走进了自己那间屋子，然后掩上屋门。他继续在昨天晚上翻找过的箱子里边扒拉。我明白他昨夜在干什么了，明白了他为什么不能安眠。
找了好久，搬开一摞杂志又是一堆衣服，最后才拿出一个小木盒子。盒子里是一本油印的宣传小册子。看着封面上那个朱砂红的小五角星，心里热乎乎的。他像捧一件易碎品一样轻轻捧出。他打开小册子，中间掉出了一个皱巴巴的纸片：黑黑的黄黄的，上面是褪了色的墨水，毛笔写成。
短短的一张起义“手令”，末尾是那个人的签名，是朱砂红的手纹印和另一枚方方正正的印章。
三
从我们住的地方到他那个战友所在的小村只有十五华里，但走起来却非常艰难，因为要穿过五六华里的庄稼地，然后再翻过一溜小山。我不记得到过这一带，虽然它属于砧山余脉。这儿显得有点偏僻，像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这儿的山都不太高，但几乎所有的村庄都在山的褶缝里。土地瘠薄，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个贫寒之地。老人告诉：这一带的村子里出了很多英雄，他们那时都是因为太穷，没有指望活下去，就跟上拉队伍的走了。当然有不少人是跟上了坏队伍，可最后还是跟上好队伍的人多。要在村里待下去就得饿死，遇上春天闹饥荒，这儿的野菜树皮全都啃个精光，剩下的日子就是吃滑石粉，吃土，“有人听了可能觉得这是笑话，我就亲眼看见好几个吃土的人。拉队伍的人只要说一声：到队伍上可以吃上玉米饼，他们就一跺脚走了，一辈子也不回村子里来……我这个老战友家算是全村最好的一家了，春天还能吃上树叶掺稀粥——那一天他爹就让他挑着那么一担稀粥送给队伍，结果摊上了打仗……”
山地没有一条像样的河流，它们早已在初秋的时候干涸了。山上植被很差，很少能看到一棵粗一点的树木。我问老人：“过去也是这样吗？”老人想了想说：“差不多吧！”那个战友所在的村子是这片山区里最大的一个，有二百多户。不过村上人住得很分散。老人告诉，前些年本来有一个重整村落的规划，就是把一些房子尽可能地盖在一块儿，可是那个计划还没来得及实行，公社就解散了。因为要一家一户过日子、种地忙生活，所以重新规划村落也就不那么要紧了。“你看看，”他伸手指着山坡、山半腰上一个个黑乎乎的小房子，“他们这二百多户像撒枣似的撒在这么大一片山地上，一旦有个急事儿，要招呼个人都难。”
这是晌午时分，村里开始走出了人。他们挑着东西到自己的地上去，身边大半都有一只瘦干干的狗。这些狗的耳朵耷拉着，尾巴像细绳一样绕来绕去。它们比主人更早地看到了远远来到的两个人，踞在那儿，伸长了脖子注视我们。奇怪的是它们的主人对远来的生人没有一点兴趣，甚至看都不看一眼，只是低着头，担着东西往前。他们的狗跟上跑一会儿就要站住，远远地望着来人。
老人一直走得很快。看来他对这儿的每一座小山每一条小路都熟得很。他说：“时间如果来得及，我还会领你到山顶上，去东边的山看一看。看到了吧，那几个山形成一个漏斗，真是做高山水库的好地形！前些年，就是有公社的时候，几个村联合筑了一道大坝，那大坝说起来你不信，比北京的工人体育馆还要高上十米呢！要多少石料？所有的石料都是村里人一锤一锤砸出来的。妇女老人小孩，一块儿往上扛，唱着歌。冬天里飘着雪花他们也干，一直干到春天桃花开了。那些天我和我的战友实在忍不住，也参加了工地上的劳动。你不知道，他们天天唱歌，中午就在山上起火兴炊。修那个大坝的过程中，至少有十几对青年男女在谈亲事，到后来大都成了家……”
他眼望着东南方向那个小山，激动不已。几句话描绘出一个场面，如在眼前。我问：“现在那个高山水库有水吧？”“肯定有！不要说现在，就是最旱的时候里边还有好多水呢。整个这里几百亩地、上千亩地，都靠它浇灌，不过最早的时候，它的水就得好好节约着用了。有时候眼看只剩下了一点点水，其实还能浇很多地呢。你觉得它少，那是因为你的眼睛不知不觉要以旁边的大山做比照——实际上这水摆在平地上，会是多大的一湾呀！”
村口，一堆麦草旁边站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她穿着老式棉袄，外边套了一个花布罩褂，头上扎着羊毛头绳，黑乎乎的脸庞被风吹得很糙，一双眼睛又圆又黑。她的眼睛很好使，老远就看到了我们，扬着右手。她喊着“伯伯”。这时候老红军揉揉眼睛应了一声，扯扯我的手，快步走过去，一边走一边告诉：这就是花儿，是老大！我想，这可能是他那个老战友的大女儿。看她的一身打扮，完全是一个山村妇女。
花儿冲着老人说：“俺爹让我在这儿等你，他盘算着今儿个你能来。”
老人笑了，指指我作了介绍。
她喊了一声“大哥”，然后转身前边走了，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告诉什么。她说的是当地土话，我至多能听懂一半。她说爹从昨儿个起来觉得精神了些，“还要书看哪！”
老人笑了：“还要书看，他不想指挥队伍打一仗吗？没跟你要作战地图吗？”
花儿捂着肚子咯咯笑，笑过之后说：“你别说，他还真要了一张地图呢。”
“你那些兄弟这几天没来吗？”
女人不笑了，摇摇头。
我们在一个很破旧的瓦房跟前停住了。瓦房很小，石头围成的院墙也矮得很。推开院门，一群鸡见了我们赶紧闪开。满地都是鸡粪。还有一头水淋淋的小猪，像一条狗一样跑来跑去，见了走进来的生人，竟然贴上腿边绕来绕去，还试图在女人腿上蹭痒痒。女人说：“去去，小花，一边去。”
那头小猪长着黑白花。她叫“花儿”，小猪叫“小花”，我觉得真有意思。
四
三间窄窄的小瓦房，中间像当地所有的人家一样，是餐室兼灶间。这儿正涌出一团团水蒸汽，我们走进去，差不多面对面看不见人。屋里全是水汽，但里面的人眼睛好使，一见来人马上站了起来。这时候我们才看清，对面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婆，小脚，满脸皱纹，头上包着一块黑头巾。她原来在那儿煮什么东西，见我们进去了，高兴得拍打衣襟，露出了一口短短的牙齿。这是一个多么和善的老奶奶，她叫老人“大兄弟”，说男人在炕上已经念叨了好久。老人笑着，笑得何等畅快。
老奶奶扯着我的衣襟，女儿花儿就对在她的耳边讲了几声。她“噢哟哟”叫着，拍着手：“多好的娃儿，也来咱家里！快屋里去，屋里去，喝茶，花儿端‘果木’！”我注意到这儿民间还保留着许多书面语，统称水果为“果木”……花儿“哎哎”应答，脆生生的。这声音在母亲面前立刻变得像小姑娘一样。她依照吩咐去端茶和“果木”——至少两种水果，一些炒花生。
我和老人进了里屋，一眼看到那个异常宽大的土炕上躺着一个瘦小的老人。他看上去比老红军还要老得多，身体显然有大毛病，因为他笑着，努力想撑起身子，可最后还是没有起来。原来他中风了。老红军小声告诉我：“他害这病五六年了，全是老伴伺候，真亏了有这么一个老伴啊！”
炕上的老人去抓老红军的手，两双手握在一起不停地抖。老红军说：“伙计，伙计，安生躺着，嗯，安生躺着。”炕上老人呜哩哇啦说什么，由于地方口音浓重，再加上发音不清，我一个字也弄不明白。我这时候看到他的右耳下边有一个很大的伤疤，那伤疤闪着亮，显然是战争中受的伤。老人穿了宽松的上衣，说话时胳膊常常要露出一截，于是我又看到他左臂上有一块刀疤。老红军见我在打量他的战友，就说：“这可称得上是身经百战的人了。人要说老可真快，前不多年，就是有‘公社’那时候，我们还一块儿到水利工地上去帮忙吆喝……”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老战友大概听明白了，直眼瞪着他，然后呜呜噜噜喊了几句，大笑起来。只有从这爽朗的笑声中我才依稀看见了当年那个战士的风采。眼下的他简直太瘦小了，大概体重不足四十公斤，真是骨瘦如柴。老红军大着声音在他耳旁嚷：“听说你要看书还要看地图？”
老战友呜呜噜噜笑着，点头。
我看得出，他们在一块儿才是最幸福最高兴的时光。老人的手颤抖着，在枕边摸摸索索，这时候花儿走过来，只一下就从枕边摸出了一张皱巴巴的、叠成了好几层的地图。那张地图很旧了，展开来，原来是一张带等高线的地形图。老红军帮战友展开，摊在前边，指点着一条条河、一道道山脉的走向。他的手指在上边移动，口中喃喃有声。这样看了好久，老红军才把图重新折起，放到了枕头边。他伸手在老战友肩膀那儿按了按，算是安慰和鼓劲儿：“好好养着，明年开春，你得硬朗起来啊。”
花儿这时咕哝：“他们又来催了几次，爹不同意。”
老红军说：“他们该关心到正经地方去。他不愿意，那就不能动。”说完又回身向我解释：“是干休所和组织部门让我的老友搬回去住。他如果同意的话就到疗养院。老伴和孩子也可以带上，一块儿住。”
“那里的医疗条件也许更好一些。”
他摇着头：“这把年纪了，现在他最住得惯的还是山里这个小房子。这里的烟火味儿让他受用，”说着又低头问他的老战友：“换个地方，中不中？”
对方好像一句句都听得明白，瞪着一双大眼，慌慌摆手：“不中！不中！”
这个词算是让我听准了。一个老人成天躺在山村土炕上该有多么寂寞。我不知道一些广播和电视节目他能不能看？问了问，花儿小声说：“他看不清电视上的影儿，戴上眼镜也不行。广播员念得也太快，他也听不懂。好多事都是我们告诉他，不过有些事俺也不敢跟他说……”
“为什么？”
“他会生气。像村西的那眼机井塌了，街道上那些大树被人偷着伐了，都不能让他知道。他要知道了，就让我们去喊村里负责人。去年他还能拄着拐下地，看见有人砍树就用拐杖砸人家的腿，结果人没打着，他自己先跌倒了……”
她这些话都一再压低了声音讲给我听，可是患病的老人在炕上看看我，看看女儿，再看看老战友，好像在认真猜度我们的交谈。也许是刚才他太激动了，这会儿疲倦了，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头颅垂在了一边。他的呼吸非常急促。花儿把枕头给他垫高一点，这才好了一些。但只是一会儿工夫，他又要活动身子，花儿又给他翻身。在灶间烧水的老奶奶一会儿端来了热水给他擦脚，擦身体。
我知道，面前的这个老奶奶是任何人也不能取代的，如果没有她，这位老人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吧。
我们在这儿待了很久。中午，老奶奶非要我们在这儿吃一顿饭不可。可是在病人面前耽搁的时间已经是太长了。
离开的路上，我对老红军建议：是否要把病人立刻转移到大一点的医院里去？老人摇摇头：组织上曾建议过，病人自己执意不肯。没办法，我们只得请最好的医生按时给他看。他坚决不到大医院，不到疗养院，从前些年就坚持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老人重复着我的话，看看天边，若有所思，“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的心思，他没说，可是我能明白。你不知道，我的这位老战友有一年住院时，看上了一个年轻的护士。后来，用他的话说，就是昧了良心，把那个一块儿吃糠、吃土长大的女娃给一脚蹬了。这就是进城的毛病。那个年轻护士小他很多岁，长得实在不错，会说一口城里话，还会照料他。可那只是刚开始，日子久了她就烦腻了，嫌他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还不错，勉勉强强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在男人遭磨难那几年里，我看这个城里娘儿们至少跟三五个男人有勾搭。这事我装在心里，一次也没跟老伙计讲。这个老伙计可真是太倒霉了，他比我还要时运不济，摊上了这种事。照理说那个娘儿们不该对乡下老太太动心思了吧？她不。老太太在他得病的时候送来一点花生啊，瓜果梨桃啊，几次都被那个娘儿们骂出去了。她骂得真难听。花儿当年还小，站在妈妈一边。我亲眼看见她们对骂。这样的事让我的老战友难过，他找到我哭。我狠了狠心，真想把听来的那些话告诉他。可后来我还是忍住了。我只是骂了那个娘儿们几句。后来他喝了酒，喝醉了，倒是自己讲了出来——原来他什么都清楚！他说这辈子犯了一个大罪过，不会有好下场，‘你等着看吧，我对不起花儿她妈，也对不起那个村子，我现在不敢回村里去，村里都知道出了个白眼狼。他们说原先还对他指望着哩，想不到是这么个东西，吃饱了就跑，当了大官，丢下结发妻哩！人哪，没有一个不喜欢花花绿绿的东西。还说等我回山里那天，要用镢头砸断我的腿……’他一边说一边哭。他说现在不管在城里还是在山村，他都没法做人了。他是个没有好下场的人。后来他的话真的应验了，中了风，摔得不轻，一天到晚卧在床上……你不知道那个城里娘儿们活着时是怎么对待他的，她动不动就踹他，骂就更不用讲了。当着我的面对他还算好一点，都说‘我们家这个老同志’如何如何。可是我心里明白，不吃她这一套。我见了她，把大巴掌在她脸前晃动几下，说：‘你要想当个弟妹，就好好照应他；你要想当个狗娘儿们，我就用这巴掌揍你！’她听了吓得呜呜哭，去找组织，到部里去告，还找了最高领导。她哪里知道，所有人都觉得我这一手做得解气。到后来她害急病死了，死在男人前边。这也算个报应。我的老战友其实也没别的路可走，只有寻原来那个老伴去了。苦只苦了这个小脚女人哪，她为他守了半辈子寡，改嫁的事想都没想，只拉扯着花儿过。当年我这个老战友捎一点钱给她还要瞒着城里这一窝……唉，这些事真不该在他身上发生。他全身都是伤疤，立过多少大功，是个有名的勇将。你别看他个子小，可真是一个不怕死的角色。”
我一直听着。我说：“类似的故事好像很多，好多老同志进城之后，都在抛弃结发妻。老同志也是人，他们也要经受诱惑。有些诱惑，人是很难抵挡的……”
老人有些激动，胡茬都在颤抖：“是啊，人这一辈子诱惑太多了，钱的诱惑，女人的诱惑，它们都不是坏东西——可就是这些‘好东西’，我还是要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去。人哪，对这些要有狠心，狠到什么程度呢？就狠到像用刀子杀反革命那时候一样！诱惑啊，它毁掉的东西太多了，你想一想，想想在那些工事前边的石头上，像水一样流的血，就会拿出狠心来对付这些诱惑。这根弦不能松，一松，人就过得像狗一样了……”
《雨，沙沙沙》
一
我们从那个老人身边回来不久，听说他的病越来越重了。这期间老人又跑去看了几次，每次回来都很沮丧，脸色铁青。我长时间不敢问他话，一些情况都是他自己讲出来的。他讲得断断续续，什么组织上来人拉他到医院里去，他用一只手揪住被子和炕席，硬是不走。直到他昏迷过去了，人们才把他抬到医院里。他醒来一看是在医院，又嚷着踢着要回去，不吃不喝。没有办法，只得把他抬回了。再后来又是出事，没法只得在炕上看护，那儿的条件当然很差了。“他最初是因为得病，才坚持住到山村里，理由和所有人都不一样。我的这个老战友比所有人都倔，战争年代的那股拗劲又上来了。他的理由你想不到。他这样说：从他记事起，村子里的人都是死在自己炕上的。那么多人能，他为什么就不能死在自家炕上？他为什么就要到锃明瓦亮的大医院里去死？有人告诉他，现在不比过去，现在条件好了，村里的人到病危时刻也要抬到医院里。他说那好吧，就把我抬到乡医院吧！”
老人讲这些的时候，我流下了眼泪。我想起了东部平原，还有后来去过的南部大山——那里的人只要到了五十多岁，得了病就很少往医院送了。他们都是躺在自己的炕上挨，顶多请几个乡间郎中来看一看。有时候数遍一个村子也找不到一个人在医院里合上眼睛。他们从出生到死亡都是躺在自己家的大土炕上……想象着那个倔犟的老人，他的行为——他大概是以这种方式，替所有山里人表达一种悲凄的心情，表达自己对贫穷的抗议……我说不明白，反正他在以这种方式表达那种特殊的心绪，表达了他对死亡的极度藐视。
老人叹息着：“我这个老伙计还说了这样一件事：在他工作的那个部里，部长病危时曾立下一个遗嘱，其中有一条就是把自己的骨灰撒在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大家都很感动，有好几个人受这个启发，也这样提出来，希望骨灰能撒到他们流血流汗、印下战斗足迹的地方。可是那一天在执行部长遗嘱的时候，他亲眼看到撒骨灰要出动这么多人，先是乘火车，然后出动直升机和船……我的这位老战友惊呼起来：‘天哪，这要花多少钱哪，这要花国家多少钱哪！’他为此特意改了遗嘱，说自己死了之后一定不要开追悼会，也不要向遗体告别；至于骨灰嘛，随便埋到哪棵树下都行，埋到哪儿方便就埋到哪儿吧。前几年他卧床不起后又重新改了一下，要求把骨灰先存一个地方，等将来由他的大女儿花儿亲手埋在老伴骨灰盒旁边——最好找一棵老枣树……”
老人告诉，那个老战友一生里有一个最大的哀痛，就是得罪了村里人。那个贫穷的小山村看起来挺寒酸，沉默寡言，实际上蛮有自己的主意。“人哪，千万不要轻看了自己的故土。”老人长叹，说那个老战友的事情他从头到尾都看在眼里，那真是给人警醒的一个大故事。刚开始村里人都为自己这儿出了一个“老红军”欢欣鼓舞，走到哪里都说谁是他们村里的人；后来，自从他跟自己的结发夫妻分手后，就再也没人提到他了。他得了重病，被抬回村里，躺在原来的那个小瓦房里的大土炕上了，还是没人同情。他们都说：“活该！”他几次昏迷过去，村里人都很少来看他的，原来他们还是不能原谅他。直到前不久，都说老红军眼看不行了，这才有三三两两的人来瞅上一眼。那些和他年纪差不多的同辈人大多都去世了，比他年轻的人像来看一个稀罕似的，瞅上一眼就走。他们对这个人并没有多少感情……
老人说这一段故事时，给我留下了至深震撼。我久久咀嚼这其中包含的什么。
这个秋天好像在一夜之间加快了步伐。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那一丛美人蕉的叶子有几片好像被寒气冻蔫了，衰败的花朵落了一地。还有门外那大片的苔菜叶子，有的也在卷曲，路旁的毛白杨也在开始脱叶。
也就是第二天，噩耗传来。老红军的老战友，那个前几天还躺在炕上的中风者，于前一天晚上零点去世。他就死在自己家的土炕上。
老人一声不吭蹲在了院墙外边，面向着那个小村的方向……落日滑下去，最后消失在一溜山阴后边，他仍然那么蹲着。夜深了，儿媳莫芳走出来，为他披上了一件宽大的风衣，又走开。我站在他的旁边。
星星出来了，他仍然在那儿蹲着。他让我回去，我没有听。后来他只好站起，扳着我的肩膀一块儿进屋。
第二天他去跟老战友告别。我随他一同去，他摇摇头。
两天之后，村里要开一个追悼会，老人说要举行一个葬礼——小村人决心不理老人生前的遗嘱，也不管组织上准备怎么办，反正这次要自己干。老人说他要参加葬礼，还说要讲点什么。他说在这整个城里，和这个人在一块儿战斗过的只有他一个人了，“我们老哥俩谁也代替不了，我们才是真正的老哥俩，他不过先走了一步”。
我提出同他一起，他默许了。
葬礼是在那个老人死去一个星期内举行的。花儿和她母亲到处寻找一棵像样的老枣树，后来就在村子最东边、山的豁口下边、太阳一出来能够最早照亮的一个山坡那儿找到了：一棵长得歪歪扭扭、树干上满是伤疤和瘤子的异常茁壮的老枣树。据村里人讲，这棵树活得年纪最长了，而且迎着阳光望去，很像是一个挺不直腰身的老人，正不眨眼地望着这个村子。这是守护啊！这儿的人都觉得那棵老枣树和死去的老人有点相像。几乎没有什么争执，就在那片开阔地上，村里人准备埋下死者了。
晚秋时节，雨声沙沙……到后来这雨水越来越小，却仍然使人们身上湿漉漉的。这个对遗弃了结发之妻的老军人冷落了几十年的小村人，突然间都从四面八方汇来了。有的甚至是村外的人，他们得到消息也来了。人们都口口相传，说那个打过很多仗的老红军死了——这儿剩下的惟一一个老红军也要赶来参加葬礼。在这最后的时刻，小村人一手包办了所有的事项，好像故意瞒住了官方，而且也不向那个城里妻子生下的孩子通知一声。后来可能是有人觉得这未免过分，还是在最后时刻通知了他们。
于是就让我们看到了在骨灰盒旁边伫立的那两个哼哼唧唧、用力忍着眼泪的孩子。他们都白白胖胖，戴着眼镜，一眼望去，与满场的人都有极明显的差异。村里负责人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瘦骨伶仃，一双眼睛老盯住一个地方，不善言词，说话简短。开始时他站在老枣树下，四下里望一望，说一句：“他去了，是咱村里的，咱大伙儿来送他。嗯，都来啦，好，一个不少。”
他说这话的时候，那双沉甸甸的眼睛往四周转了半圈。我不由得随他的目光看去。我发现，小娃娃、老人，走路艰难不得不拄着拐杖一步步挪来的老头老婆……围了很多，使人很难相信在这山旮旯里竟然藏下了这么多的人。更令人惊讶的是，不光是人，所有的狗也都来了。它们大概是跟着自己的主人来的，这时候神情肃穆地站在那儿，没有一个蹦跳的，都老老实实面向这棵老枣树。负责人的话刚刚落地，人群里立刻是一片不安的议论声，有人呜呜哭泣，先是老婆婆，后来是老头子。年轻人一声不吭咬着嘴唇，又抬起眼睛寻找花儿和她母亲、那两个白白胖胖的城里孩子——他们正摘下眼镜擦拭……
二
葬礼上没有发现上级组织的派员，连老人所在单位的花圈都没有一个。我有些不安地问了问老红军，他小声说：“这是村里人的疏忽，这儿太偏僻；不过这也好，不会有人干扰这个葬礼……”是的，这已经完全是小山村自己的事情了。
村里的负责人最后说的是：“今后花儿和她娘有什么事，就是大伙的事。眼下老哥是咱的人了，老哥回了村，就躺在自家大炕上去了，咱就把他手里的事接过来办了，是吧？我敢说是哩！好啦，老少爷们说道说道，有个说道？没有……”他的眼睛四下看看，突然大声喊了一句：
“让红军老哥给咱说道呀！”
一片迎合声。流泪的眼睛都仰起，盯着我身旁的老人。他头顶的一团闪闪白发这时往下一点点滴着雨水。他擦也不擦往前走，一直走到老枣树下。我发现他一直挺着的腰板不知为什么一夜之间弓了，站在老枣树下，一双瘦瘦的大手显得那么长，差不多快碰到自己的膝盖了。他的目光落在旁边那个比他矮小得多的村里负责人的肩上。这样看了一会儿，好像在琢磨什么。后来他说话了，令我有点惊讶的是他已经不用普通话了，而改用了与这个小村人完全相同的、浓重的山地口音。我发现他说的词儿都是山里人常用的，很容易听。我明白了，他在和山里人说话。他这番话就算是葬礼上的演讲了。
一开始他简单地回顾了死去这位老战友参军的情景，经历了哪几场重要的战斗、立了哪些功，还有，战争结束之后他干了些什么、最后与其交谈了些什么、他死前最看重最挂记的是什么……这些都说得很简略。但我觉得这浓重的地方口音尽管压得低低，却像是在山间滚动的雷声。他不紧不慢，仍然那么低沉，像在跟村里人面对面交谈：
“大伙儿都跟他叫‘红军’，什么是‘红军’？就是那时候最早一拨出去打仗的人。这人长得不高也不壮，我认识他那会儿，他瘦得眼往里凹凹着，嘴唇没有血色，穿的裤子补丁摞补丁，露皮露肉的，天寒地冻还穿不上棉袄。起事头一回——砧山口起义他就挨上了，活下来，只活了三个，他是其中一个。左边肋骨那儿镶了颗子弹。接下去是找队伍、游击，就是那空当儿他在咱这周围山里打转。再后来他跟花儿妈成了亲，又随上队伍走了。花儿妈和村里人一块儿东躲西藏，东山里那些石板底下、河套子里，都躲藏过。上年纪的人都记得冬天在山里过夜的滋味，一夜一夜打抖，睡不着，挂记亲人哩，冻得慌哩。那一年上冻死了五六个老人，十几个孩儿，这是村里。他哩？他那会儿参加了三场硬碰硬的仗，左胳膊让刺刀挑了，流了一地血，拖下来的时候人事不省了。都说他得完，可他还是咬着牙挺过来，这是他第二次活过来。从三支队打出来，最后过海上东北，再后来又往南边一路打下去，身上大大小小的伤疤，花儿她妈数过没？她数不完。咱这四周，谁有他打的仗多，流的血多？没有哩，他为了什么，我不说大家心里也明白个一二。他打仗，不会是为他自己吧！人哪，多好多坏，那得从总里算。他这个人哪，也有自己的毛病。这不是说道毛病的时候，可我还得说道。他也有对不起村里人、对不起花儿和她妈的时候，他犯了个不大不小的错，不像吃苦人办的事。不过我得说，他还是个好人，替别人特别是替穷人干了不少好事。过去、如今，穷人里边也花花黧黧，穷人昧了良心的时候，下手更狠。不过呀，我要说，有哪个穷人不争气那是他自己的事儿，一个人要不帮穷人那就是他的事儿了。打仗打了那么多年，打完仗又停了这么多年，为什么穷人还是这么多？说来说去，是真心实意帮咱穷人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太少哩！为什么要帮穷人？算个账就明白了。穷人没什么用处，帮不帮都一样，他们不识多少字，困在自己山里，要不就困在那么一个旮旯里，活就活，不活也不关别人的事。可是从穷人堆里挣出来的人又怎么个讲法哩？他要忘了穷人，穷人可真是没有指望了！我这个兄弟流了不少血，我敢说他的血可没有白流。村里人嫌弃过他，可这会儿还不是都为他送行来了？他最后还不是躺在自家大炕上？我说过，他归总是个好人，对村里事事上心，有公社那会儿，山上收红薯，有哪个图快，下镢头伤了瓜儿，他都一阵连一阵吆喝，有好几次要用巴掌揍人呢。几个娃娃在场院边上点火，他骂。他们的火烧着了场边的白杨树，好端端一棵树皮烧透了，就死了，他能不火？那些胡乱打牲口的人，往水潭里扔石头的人，都被他骂过。村东头那个人馋，养了三四年的狗想在过年时候磨磨刀杀了，他听说了，提个拐走过去，劈头就是一顿好揍，说：‘这是条好狗，秋天里看庄稼，管比什么都经心；你走哪它跟哪，像个亲生娃儿一样，你就忍心杀它？你能对它下刀，什么坏事还做不出来？’就那样，他把那条好狗保下了。还是公社时候，饲养棚里老饲养员可以做个证，那时候那些耕了一辈子地拉了一辈子车的牲口，临到最后上级批准可以宰杀了——怎么没杀？怎么在槽边给它们粮食吃？把草节切得细又细？因为它们牙口没了，嚼不动哩，你得好生喂着。为什么？还不是因为这个老红军！他说：‘这都是公社里的功臣，拉不动车和犁耙了，那就在槽边歇着，好生侍候。’他说过这话没？我说他是个好人，因为光是我说不中，你们大伙儿都一件一件看见了，村里上年纪的都知道他的小名，他干了些什么也瞒不过众人眼。他是个红军，是个革命者。什么叫‘革命者’？说到底，就是他这一辈子越往上坡路走，越挂记下边的人，对人对物什么时候都有一股好心眼儿，对人什么时候也不能‘用人往前，不用人往后’。尤其是对穷人，不能这样——谁要这样，就把谁看成自己的死对头，这就叫‘革命者’！”
他说得很慢，我一句句听下来，琢磨他话的意思。整个人群里没有一点声音。雨点落在地上的沙沙声，是他这番演讲的惟一伴奏了。我抬头看看，发现那些默立的人，都有眼泪在眼眶里打旋；就连他们旁边站立的狗也都哭了，泪水顺着眼角渗出，又从长长的鼻子那儿流下。它们也都像主人一样，定眼望着老枣树下的人。
老红军的话最后说完了。
雨猛然增大，发出了哗哗的声音。这时候人群摇动起来。他们呜呜哭，有人双手蒙脸。很长时间里，花儿都抱住了母亲，大概是怕老人在雨水里倒下吧。
三
我在老红军身旁徘徊的时间太长了。我知道迟迟不愿离去到底是为什么。我终于明白了当时的凯平，他就是被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击中了。也可能是在疲倦的奔波之后又陷入一种焦灼和激动交织的情状之中，我又开始连续失眠。令我讨厌和不解的是，隔壁的莫芳继续用她轰响的音乐叩击我的耳膜。我好几次想吐露抱怨，但最后还是忍住了。她那种挑衅的眼神越来越明显，我不知道她在悲伤的老人面前还怎么能够如此孤傲和心安理得？更可气的是，她不知什么时候从公爹的屋子里偷走了一本歌集，大概在她来说是少有地沉住心性，从头至尾研究了一遍。她拍打着上面仅有的几首“情歌”，对我说：“那是柏拉图式的。这不过显示了作者自己的无能。”
我愤愤地问：“你知道什么叫‘柏拉图’吗？”
她不屑于回答，那双描得发紫的大眼睛乜斜着，鼻子里轻轻哼一声，把它抛在我的面前就走掉了。
当那根沉沉的弦被拨动时我仍然没有摆脱焦灼之苦一只苍老的手继续弹拨另一边的人却在倒计时九、八、七、六、五……最后的时刻就要来临怦怦跳动的是千年心音……
莫芳抱着那只肥猫频频出入那个房间。她的脚步无论在白天还是深夜，都特别搅人。可我发现，她的公爹对这一切好像早就习惯了，丝毫也没有什么不安。老人长时间伏在自己屋里那张写字台上，我不敢去打搅他，只是注视着他的背影、他那团雪白的毛发。他在写着什么，我想他在飞快地追记一些往事。这大半与那个战友刚刚逝去有关。很显然，留给那一代人的时光已经不多了。我不想再打扰他。我想很快就要从这儿走开了……我相信此地给予的什么将长久地留在心底……我不由自主地整理起背囊，莫芳看到了，一直走进我的房间，说：
“我想来看看从野地里来的傻瓜。”
我没有理她。她坐下，抚摸洁白的大猫，笑吟吟地看着我。我没有转脸，可我完全感觉得到她那种富丽堂皇的样子。我闭上眼睛，想那一天哗哗的雨声和一阵阵的恸哭。我好几次想转过脸去，想转述那个满头白发的可爱老人讲的一番动人的话。但我忍住了。脑海里偶尔出现浓烈开放的美人蕉花，花下边傲慢抖动的一对粗长的、弹性十足的腿。我闻到了淡淡的芬芳的气息。这种气息告诉我，旁边的人正企盼和等待什么，她已经厌恶了这里的生活，她的话题一会儿就要扯到外国，她特别喜欢和我讨论移居的问题。
我记得在我们老家旁的那个小村里，有一个屠宰手，同时还捎带给人阉猪阉羊。有一次他阉死了邻居的一头羊，那家里的汉子说他是故意的，威胁要给他一个报复。他有点害怕，就逃到了在外地承包工程的建筑队去。后来这个建筑队又到国外施工，于是他就出国了，并设法在那个国家滞留下来……这时候我很想告诉莫芳，移居国外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沿海那个村子阉羊的人。但我终于没有说出。我回忆着去世那个老人，他的两个白白胖胖的城里孩子……这一切似乎都在昭示某种人生的悲哀：狂妄连着狂妄，狂妄到最后，总是发现自己还是远逊于父辈。这样的比较包括哪些方面呢？一切方面——在一切方面，我们都在退化……
莫芳在旁边咕咕哝哝：“你可真瘦。可惜了这么高的个子。你的腰多细，我想你大概一点劲儿也没有，除了长了一副好胡子、一对让人想多看两眼的眼睛——对了，还有一对挺好的耳朵——我总是注意人的耳朵，你的耳朵就像医院里的耳朵模型……”她还在看我，一些念头总是这么奇异和怪僻。
她继续说下去：“年轻人很少有能和我的公爹谈到一块儿去的，而你是一个例外。这就让我想起来了，任何时代里都会有些年轻的保守派，这些人一个一个都故作深奥，到头来都挺招人恨的；特别是女人，最恨他们了，因为他们往往是些不尊重妇女的大男子主义者，自以为了不起呢。当然啦，这其中也有那么几个狼心兔子胆，也就是说……”
我打断她的话：“算了，你的意思无非是我这种人很想干点什么，只是不敢，是吧？”
我鼓着勇气说出她要说的话，这一刻大概脸色煞白。我看着她的眼睛，用沉沉的目光逼视她，以压抑她的气焰。
她嘴角缩了缩，满不在乎。后来她微微一笑，让我看到了荧光闪亮、洁白漂亮的牙齿，还有那对能言善辩的翘起的嘴唇。我的目光很快滑到旁边。
“你怎么不一直看着我？我就不信你一直这么凶！你很快就要走了，难道就不怀念我们这个地方吗？”
“我会想念老人的，想念在他身边待过的这些天。”
“我呢？”
“你——我也不会忘记！”
“那就好啊。”
“我不会忘记的，是有一个高个子胖女人，她很孤单也很无聊，她正在设法找一味药医治自己的毛病。她认为出国也许是味好药；还有，她宁可一天到晚抱着一只肥猫，也不愿腾出手来给自己的公爹做一顿可口的饭菜……”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冷着脸，语气艮艮的。
她没等听我说完就哈哈笑起来。她笑得太响亮了。看来她一点也不在乎公爹会听到，笑过之后轻描淡写吐出一个很粗的字眼。我并不介意。
她说：“你怎么说都成，反正我想告诉你：我这么多年还没见过你这么个傻家伙。艮艮的，挺可爱；不过呀，我如果生了你这么个孩子，就会不停地揍他哩。”
我的脸这会儿肯定红了。这种蓄意和恶毒的挑衅，未免有些过分了。我说：“请你回自己的屋子吧！”
她蹙蹙鼻子：“你记错了，这是我们的家，或者说就是我的家。”
“我是老红军的客人。”
“老红军的家在干休所，这个房子是我和我爱人分来的。”
我一时无语。停了会儿我说：“你没看我在收拾东西吗？我很快就要离开了。”
她得意地哼哼着，右脚不断地颤抖、拍打地板。我想出去一下，可她故意在门口那儿站着，大块头把多半个门都堵住了。我不得不侧着身子往外走。就在我从她身边挪出的那一瞬，她竟然对我做了个鬼脸……我的心怦怦跳，一口气跑到了院子里。
我大口地呼吸，转过脸，又是那一丛开得浓旺的美人蕉。它的生命力可真强，不断有花朵蔫脱在地上，又不断有崭新的花儿绽放。天渐渐冷了，可它的叶子仍然浓绿。我盘算着：从这儿走开时，满地落叶的时刻也就到来了。在这样的时候，踏着一地落叶去老家，去寻找那个毁坏了的田园，可真不是个时候啊。可是我仍然要走去，这一路无论走多么远，一回首都能望到它的满脸悲怆。我是一个离不开老家的孩子，一个贪婪而污浊、有着奇特的欲望和时不时偷袭而来的邪魔……可是啊，我因为记住了那副悲怆的面容，才把一切勇敢地跨越了。我要走去。
老人在他屋里一声声咳嗽。淡淡烟雾从窗子那里渗出。我想他正在抽那个又黑又大的烟斗……
“老伙计走了，接上该是我……”那一天我们从葬礼回来的路上，冒着雨一前一后踏着泥泞，他就对我讲过这样的一句话。路上他想抽一口烟，可是一摸火柴全湿了，只好作罢。那天走了一会儿发觉身后有声音，转过身一看，原来雨地里有几个村里人在跟着我们，已经跟了一程，旁边还有几条淋得精湿的狗。
他们见我们站住，也站住了。我们互相透过雨帘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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