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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史的研究中,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世界的学者,都不大重视清朝对其海外臣民的政策。对这个研究领域的忽视,主要是由于认为海外华人历史只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边缘学科,海外华人对于中国的发展影响甚微或者根本没有影响。这想法是错误的。
迈克尔·戈德莱的《来自南洋的中国官僚资本家》和颜清湟的《星马华人和辛亥革命》已经清楚表明海外华人在晚清近代史和辛亥革命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
自19世纪中叶起,中国已经成为西方对外扩张的目标和推销工业品的市场,中国人民成为鸦片和西方产品的消费者,倍受帝国主义者的剥削。海外华人命运也好不了多少,他们成为廉价劳动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并深受歧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海外华人是两个世界中无所适从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世界,却肩负着两个世界的压力。一方面,他们由于保持着旧中国的文化与价值观念,遭受外国人的歧视,他们毫无例外地在文化上被视为不可取的人,在种族是被视为劣等人,他们首当其冲地受到外国人对中国的诋毁;另一方面,他们又经历一些与旧儒家文化不同的新事物,受到一些外国影响,因而又被当时满清zhèng fǔ视为潜在的危险分子。
鸦片战争之前,相对的说海外华人数量是微不足道的,清zhèng fǔ把他们看做“逃民”或者“叛逆”而漠然视之。19世纪40年代条约口岸的开放,加速了华人外衣的进程,并未沿海各省的中国人提供了出海谋财的新机会。他们当中许多人,甘愿冒着清zhèng fǔ惩罚的危险而移居国外。
同时,条约口岸的开发也使得中国千百万贫苦农民受到外国人剥削。由于19世纪30年代奴隶贸易废止后,新世界劳动力短缺,使得中国成为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另外一个来源。各条约口岸与香港和澳门一起,成为华工承包商及其走狗进行活动的温床。成千上万被西方称为苦力的中国农民,被诱拐或者贩卖到美洲去。
当年,澳门和香港就有为数不少的“猪仔馆”,就是从事这种肮脏勾当的场所。
海外华人的历史,从宋朝就已经开始。在华北地区丧失给金朝之后,宋朝zhèng fǔ被迫迁都临安,这时中国对东南亚的兴趣增长。大片国土的沦丧意味着国家税收的锐减,这就破碎zhèng fǔ指望以海外贸易得到补偿。商业成为南宋以及临安这个贸易中心的生命线。
南宋并没有禁止中国商人暂居国外,结果,有些华商乘机在东南亚建立商业据点,甚至有人永久定居国外,与当地人融合,但仍保留中国的姓名和文化。他们垄断了中国和外公的某些贸易,获得了当地统治者的信任,成为早期中外贸易的领袖人物。如爪哇的毛旭,rì本的朱仁聪、周文德等人,都是当时最著名的海外华人贸易的领袖。
到了元朝的时候,因为南宋王朝的覆灭,导致了许多拒绝投降蒙古人的汉族人和一部分忠臣外逃,他们携带着家族和亲戚前往东南亚,尤其是安南和占婆等地。他们中有人甚至能够招募当地军队以求收复失地,在光复祖国失地的尝试失败之后,这些汉人被迫永久留居海外。与此同时,蒙古人对南方汉人的血腥屠杀和劫掠也使得大批闽粤汉人出走东南亚。
尽管元朝屠杀南方汉人,但是他们对待海外华人却没有采取特殊政策,元朝鼓励对外贸易,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元朝征服了南方之后,恢复实施了市舶司制度,并在庆元、上海和澉浦增设了三个市舶司。
1368年明王朝成立之后,中国对外贸易的政策发生了巨变,对待海外华人也出现一项新政策。朱元璋对蒙古人所主持的国际贸易有无利益可图表示怀疑。更为重要的是,和朱元璋进行王位争夺的两个人物:张士诚和方国珍同海盗有联系,在他们被击败之后,南方海盗在东南沿海地区仍然拥有势力;另外一方面,对明王朝的威胁还有一个是被称为倭寇的rì本海盗。
两股海盗势力联合,严重威胁了东南沿海地区,甚至让明王朝感到对帝国根基的威胁!新朝廷的安全似乎高于任何来自海外贸易的经济利益。于是洪武皇帝毫不犹豫终止了私营对外贸易,他怀疑贸易和海盗有关。
然而,这些法令的颁布,也并不意味着海禁的成功,禁令的有效推行还有赖于zhèng fǔ如何和当地官民的合作。因为当地人的不合作,导致洪武二十七年又出了一条禁令:禁止外国商品在平民中流通。
明朝的海禁是一种严峻的政策,使得沿海地区的中国人和海外华人蒙受了重大损失,也扼杀了中国的民间商业活动和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明朝后期海禁逐渐松弛,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相继来到中国,而后到来的是英国人。
欧洲人在亚洲的扩张,打破了印度和阿拉伯人对贸易的垄断,这种垄断的告终,提高了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中的价格,吸引了更多华人参与对外贸易,这就使得明朝的海禁失败。
海禁的解除,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明朝后期中国沿海地区的繁荣。
但是明朝zhèng fǔ从来都是持有对海外华人的偏见,通过福建巡抚徐学上奏朝廷的奏折即可看出,他强调说:“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又商贾中弃家游海,压东不回,父兄亲戚,共所不齿……”
清朝更是继承了明朝对海外华人的偏见和政策。作为“逃民”、“罪民”和“汉jiān”这些被玷污了的海外华人形象,也为清朝统治者所接受。这种形象很快就转变为一种新的形象,即“政治犯”、“谋反者”和“逆贼”,这是由于东南亚海外华人直接参与了中国东南沿海的抗清运动。抗清运动的领袖人物郑成功更是赢得了海外华人的支持,尤其是越南、柬埔寨和暹罗华人的支持。海外华人视满清zhèng fǔ为外来的篡位者,是对汉族的压迫者。
清zhèng fǔ则采取更加严厉的手段来对付海外华人,顺治十三年,朝廷颁令:“商民船只私自下海,将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奏闻处斩,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其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缉,皆革职处于重罪。地方保甲不行举首,皆处死。”
死刑和连坐法的使用,彻底终止了民间海外贸易,使得东南亚海外华人的商业活动大受影响。
随着时代的过去,海外华人“逃民”形象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冲淡,而是进一步加强。19世纪,英国以大炮巨舰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汉jiān”的形象也以形成。这个词首次的正式出现是在鸦片战争前期,它主要是指在鸦片走私中与英国商人勾结的广东人,其设想是这些人把国家利益出卖给外人,而他们是汉族后裔。官方的逻辑是,所有被疑为汉jiān的人都能说一种“夷”语,而能说“夷”语就必须与洋人有经常的解除,同时一个人要学会“夷”语,就必须获得洋人的信任。如果这些人获得了洋人的信任,并与洋人经常交往,那么他就必然会向洋人提供有损于帝国的情报。由于清zhèng fǔ对海外华人的概念模糊,所以“汉jiān”一词就落在他们身上。
其实清zhèng fǔ的怀疑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1849年,来自新加坡的一个名叫陈庆喜的英籍华人,就被证明是厦门三合会的一个首领,陈庆喜卷入一系列的盗匪活动——走私、敲诈勒索和武装劫掠。后来陈被清zhèng fǔ地方官缉拿审讯,结果英国驻厦门领事馆出面把陈救了回去。陈庆喜被驱逐之后,他的弟弟陈庆星在英国驻厦门领事馆担任翻译,被查明是当地小刀会的首领。后来在英国领事的劝说下,陈庆星不得不离开厦门。
条约口岸的海外华人倚仗外国势力藐视清zhèng fǔ的法律,自英国zhèng fǔ对海外殖民地和香港那些已经成为英国臣民的华人提出法律保护,来自这些地区的许多华人都利用英zhèng fǔ的保护来进行非法活动。19世纪40年代末,有多起英籍华人被清zhèng fǔ判了罪,却因为英国领事的干预而被迫释放。中国官员在中国法律和外国特权之间左右为难,有时候甚至会导致一场危机。
1851年,新加坡英籍华人,厦门领事馆主管通事莫里森的秘书陈庆真因为贩卖华人苦力以及贩卖鸦片被清zhèng fǔ缉拿归案,被判处死刑。
英国领事沙利文得知此事连忙出面干涉,要求“公正审理”。驻厦门的兴泉兵备道道台张熙最初答应了沙利文的要求,后来却把陈庆真杖毙,并把尸体抬到英国领事馆。
陈庆真之死促发了中英之间的一次外交危机,此事引起钦差大臣徐广缙和英国大使文翰爵士的注意,并差点引发冲突乃至战争。
清朝官员与条约口岸的一些英籍华人的不幸冲突,加深了海外华人给清zhèng fǔ的坏印象,“潜在的汉jiān”标签就这样被普遍贴在所有的海外华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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