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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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关于女人

我接触的第一本新文学读物：《关于女人》

陈漱渝

我没有想到后半生会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主要是鲁迅作品）为职业；也没有想到我接触的第一部新文学读物，竟会是冰心本人颇为偏爱的《关于女人》，而且这本书成了一本埋藏在我记忆最底层的书。

时间应该是建国初期。我姨妈随姨父调动到唐山开滦煤矿工作，留下了几箱书籍和相册；当时又正值我家由长沙市内迁往郊区。在搬迁过程中，我无意间在姨妈留存的物件中发现了这本书。那时我正处在小学毕业进入初中的阶段，虽然谈不上情窦初开，但《关于女人》这四个字对于我这个男孩子而言，还是颇为吸引眼球的，于是我就囫囵吞枣读起来。现在估计，我接触的应该是该书的再版本。书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以下两篇：一，《我的母亲》；二，《我的学生》；具体影响会融入后文叙述。从研究这本书的接受史角度，这也许是一种多少有点用处的社会调查资料。

一

冰心说，她有一个写作的习惯，就是写作时“必须在一种特殊的心境之下”，若是这种心境抓不到，她能整夜地伸着纸，拿着笔，数小时之久，写不出一个字来，内心痛苦极了。（《一封公开信》，1936年4月1日《人世间》第2期）

那么，写作《关于女人》时她是一种什么心境，能使她的灵感像一阵风，像一道闪电，突然来袭，让她的文思海潮般的奔涌呢？

1940年底，冰心从昆明来到重庆，在宋美龄领导的妇女指导委员会出任文教组组长，还出任了国民政府参政委员会女参政员，致力于儿童福利和妇女教育事业，后来因身体不适，又想超脱于党派之争，便隐居在歌乐山林家庙5号。这是一幢土房，没有围墙，四周有点空地。她将这个寓所命名为“潜庐”。“潜”是隐藏的意思；也许跟隐逸诗人陶潜的“潜”字有关，总之是想躲避政坛的喧嚣，潜心从事创作。据冰心介绍：“歌乐山在重庆西边十六多英里，在重庆受最猛烈的轰炸时节，是最美丽的‘疏建区’。海拔三千英尺，在渝西一带山岭之中，最为幽秀挺拔。而且山上栽遍了松树，终年是重重叠叠的松影，山径上遍布着软软厚厚的松叶……若没有猛烈的轰炸，我不会到歌乐山。”（《从歌乐山到箱根》）在一首陈学勇先生新近发现的冰心佚诗中，她这样描写了潜庐的景观：

有窗外的清风弹指，/檐前的细雨微讴；/有破晓的木鱼凄切，/黄昏的横笛寂寥；/有山半的湿云寂寥，/松间的新月娇羞……

（《别一九四一年》，载《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四期）

1941年1月，冰心丈夫吴文藻的清华校友刘英士力邀冰心撰稿，其时他正主编一份周刊《星期评论》。冰心当时刚从参政委员会辞职，经济上捉襟见肘，有一年夏天连续三个月光靠吃南瓜下饭；又有空闲时间写作。缺钱又有闲，她便答应了刘英士的请求。《关于女人》第一篇的稿费，就成了冰心一家当年年夜饭的餐费。梁实秋在《忆冰心》一文中也写道：“一般人以为冰心养尊处优，以我所知，她在抗战期间并不宽裕。”至于选择女人为题材，则是因为不仅冰心自己是女人，而且因为她结识的女性至少在千人以上，如果真要写起来，“一辈子也写不完”。（《〈关于女人〉后记》）

在重庆图书馆王志昆副馆长的帮助下，我在缩微胶卷上看到了几期《星期评论》，编辑叫高良佐，社址似乎是重庆小龙坎戴家院，中国文化服务社总经销。这份刊物版式呆板，以刊登评论为主；也刊登一点文艺作品，主要是旧体诗。所以，冰心的《关于女人》应该是这份刊物的卖点。在该刊上我还读到了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用的是“子佳”的笔名；还有他用本名发表的书评，如《关于李杜的两本新书》：一本是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另一本是朱偰的《杜少陵评传》。梁实秋是冰心丈夫吴文藻在清华学习时的同班学友，1923年同时留学美国。归国后冰心在北京燕京大学教书，梁实秋在青岛大学教书，常有书信往返。抗战时同在重庆：冰心住在歌乐山，梁实秋住在北碚，两地相距几十里，但也时有过从。冰心的《关于女人》和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是《星期评论》上熠熠发光的两颗文艺明珠。冰心曾把梁实秋比喻为一朵“鸡冠花”，认为：“他不但能说会道，写起或译起文章来，也是下笔千言，尤其是小品文字，更是信手拈来，谐而不俗。”（《读〈雅舍小品选〉》）

冰心同意为《星期评论》撰稿，同时有个要求，就是另外用一个笔名，得到了刘英士的同意。于是，冰心就以“男士”为笔名撰写了这组文章。据我所知，谢婉莹除开以“冰心”为笔名发表作品外，她采用的笔名只有“婉莹”和“男士”这两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女性笔名发表作品的男作家倒有一些，如周作人曾以“萍云女士”、“碧罗女士”为笔名，胡适曾以“蝶儿”为笔名，郭安仁曾以“丽尼”、“安娜”为笔名……但女作家以男性化的笔名发表作品并产生了较大影响者，恐怕仅有冰心一人。冰心笔下的“男士”，既是作为叙事者的理想的男性，也是作为女性作者的代言人。她之所以以“男士”为笔名，是为了给读者一个客观公正的印象，避免女权主义者容易产生的性别偏执。但无论她如何转换视角，从中反映出来的仍是冰心的女性观。

1943年，天地图书出版社托冰心的一个女学生来要求出版这本书，冰心又增写了七篇，共十六篇，于同年九月出版；印数为五千册。此书颇为畅销，多次再版，但只付了初版的稿酬；而且错字太多，有些错误令人啼笑皆非。1945年11月，由巴金引介，此书由上海开明书店增订再版；再版本订正了文字，又加上了悼念几位女友的文章。《关于女人》的文体，有人视为小说，有人视为小说化的散文；因为这种散文注意刻画人物形象，有故事情节，尤能通过生动细节突出人物个性特征。贾植芳、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就将该书列入散文类。在1943年，除开《关于女人》之外，在解放区出版的小说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在国统区出版的散文集有茅盾的《白杨礼赞》，此外似乎还没有比《关于女人》更为优秀的作品。1980年12月，同样是由于巴金的关系，《关于女人》由宁夏人民出版社三版发行。1993年4月，此书与作者的《关于男人》一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合编出版，书名为《关于女人和男人》。

《关于女人》一书在海外也产生了广泛影响。1989年初，应丹扉女士之请，《关于女人》的台湾版发行。1992年秋天，日本汉学家竹内实偕其夫人来北京，住在昆仑饭店。他们专程去中央民族学院拜访了冰心，原因之一是他带领他的学生把《关于女人》译成了日文，准备交《朝日新闻》社的图书出版局出版。竹内实先生父母原是日本农民，后来到中国来开旅店。他出生在中国山东的张店，是日本著名的*研究专家和鲁迅研究专家，也是著名的日中友好人士。他这次拜访冰心时，已经整70岁。

二

在《〈关于女人〉抄书代序》一文中，冰心抄录了《红楼梦》中的一段话，强调的是一种十分明确的“女子不让须眉”（亦即“谁说女子不如男”）的妇女观。序中虽然说这部作品是“假语村言”，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都有人物原型，其中也包括了冰心本人的人生经历。《关于女人》的开篇题为《我最尊敬体贴她们》。在这篇文章中，冰心以她理解的男性眼光，在女性种种优点中，首先列出了三个：温柔，忍耐，细心。不过，“忍耐”似乎可以涵盖在“温柔”之中。“细心”固然是美德，不过在男性眼中，“漂亮”和“忠实”肯定会比“细心”更重要。

男人希望配偶漂亮，但自己不漂亮，怎么办？所以冰心告诫说：“我以为男子要谈条件，第一件就得问问自己是否也具有那些条件。比如我们要求对方‘容貌美丽’，就得先去照照镜子……”这的确是男性求偶者的一帖清醒剂。

在这篇文章中，冰心最表同情的是既操持家务又外出工作的职业妇女——这也许跟冰心本人的身份不无关联。她感到妇女争取到参加社会劳动的权利之后，就使自己承担起双倍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工作和家庭两不放弃，女性就会被这两股绳索绞死。因此她强调，婚后的男人不能把家务的责任完全推卸给太太。

中国妇女冲破家庭桎梏步入社会，萌芽于清末，兴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由于一部分女性跟男性同样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因而就具备了通过谋职获取独立经济来源的条件，在政界、商界、医疗界、教育界开始闪动出女性靓丽的身影。不过在党政机关服务的女性在职员中只占百分之三左右，大多数妇女所从事的还是从家务衍生出来的职业——主要是教育。据统计，在20世纪20年代，广东的教师中女性几乎占到百分之五十。劳动妇女和沦入风尘的妇女不在本文论述之列。不过，对于女性而言，在家庭和事业之间进行选择必然会面临两难的境遇。其实早在1933年10月21日，鲁迅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就谈到过这种情况：一方面，由于两性之间“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别，女性必然在家庭中承担一些特殊的职责，比如不能“只给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负担那一半”；另一方面，妇女又必须“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否则所谓男女平等“就都是空话”。（《南腔北调集》）1942年6月7日，巴金在致杨静如的信中也写道：“人不该单靠感情生活，女人自然也不是例外。把精神一半寄托在工作上，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面，也是美丽的……”（《巴金全集》第2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33年版）为了给束缚妇女的这“两股绳索”松绑，40年代初，沈从文曾在《战国策》刊物上提出了“妇女回家论”，但随即受到了聂绀弩、葛琴等进步作家的批判，认为妇女首先“应该是社会的人，是社会活动的参加者”，只有从事更远大的事业，才能成为“新时代的贤妻良母”。1949年以后，我国实行了妇女提前退休的制度，原意也是给妇女松绑；然而目前又受到了很多人（尤其是女性）的反对，认为是一种性别歧视。所以，目前离真正的男女平等，的确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关于女人》第二篇叫《我的择偶条件》。早在1923年4月，被称为“性博士”的张竞生教授就已经提出：“爱情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感情、人格、状貌、才能、名誉、财产等项。条件愈完全，爱情愈浓厚。”（《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1923年4月19日《晨报副刊》）这一观点受到了不少人反驳。这些人认为：“恋爱就是恋爱。爱情的成分是至高无上的感情，加上性的感觉或更加入性的行为，而不容渗入其他条件，否则就不是纯正的恋爱。”针对这种看法，张竞生再次强调，爱情并不神秘，无条件即无爱情。男女之所以相爱，或因为情欲的冲动，或因为感情作用，或因为社会制约，那些反对“爱情有条件”的人，都承认“爱情是各种感情结合而成”，这就无异于肯定了感情是构成爱情的第一个条件。（《答复“爱情定则的讨论”》，1923年6月20日至22日《晨报副刊》）

在《我的择偶条件》中，冰心模拟“男士”的口吻，提出了25个条件，包括籍贯、年龄、职业、身材、文化教养……这些条件有些很符合冰心本人的性格，比如“喜欢海”、“喜欢生物”、“喜欢微醺的情境”……这些条件还曲折反映出作者为人处世是很注重“嗜好与习惯上的小节”，而不苛求对方的容貌和财力。

四

冰心《关于女人》一书共写了14个女性，首先写的是《我的母亲》。母亲是冰心生命的创造者，也是她最初和最后的恋慕。“母爱”是冰心作品的一个基本主题。她认为，母爱是心灵的故乡，生命的绿洲。母爱是人的一种天性，并不需要理由。母爱虽然或隐或显，或出或没，对于儿女而言都不差毫分；无论子女贫富或贵贱，母爱都不分厚薄。在《繁星》、《春水》、《寄小读者》、《南归》、《再寄小读者》中，读者都能看到她母亲圣母般的身影，都能听到她对“母爱”深情而热烈的讴歌。在冰心笔下，母亲是春光，她的膝上和怀里，是孩子避风的港湾。我铭刻于心的是一首小诗：

母亲呵！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

（《繁星·一五九》）

但是，冰心母亲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原本是抽象的，让她立体化呈现在我心中的正是这篇《我的母亲》。这篇作品虽然叙述者是虚拟的，但内容则基本属实。读了这篇作品，我才知道冰心的母亲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善于相夫教子，跟子女之间建立了一种亦母亦友的关系；而且“有现代的头脑，稳静公平的接受现代的一切”。文中有一个生动感人的细节：大约是1908年一个大雪夜里，冰心“帮着母亲把几十本《天讨》一卷一卷的装在肉松筒里，又用红纸条将筒口封了起来，寄了出去”。原来当时正值反清民族民主革命*，冰心的几位舅舅都是同盟会的会员，她母亲就是这样秘密协助他们从事革命活动。文中所说的《天讨》，是《民报》发行的一种临时增刊，章太炎主编。该刊刊登的《讨满檄文》，历数满族贵族统治集团的十四宗罪状，在当时产生了强烈反响。

建国后，冰心又有两篇写母亲的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篇是1979年发表于《福建文艺》4、5期合刊的《我的故乡》，另一篇是1988年3月8日发表在《人民政协报》上的《我的母亲》。

《我的故乡》写的是冰心的家世。文中给我印象至深的是，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冰心之父作为“威远”舰上的枪炮二副，随时有牺牲的可能。此时她母亲悄悄买了鸦片烟膏藏在身上，如果父亲一旦殉国，她就立即服毒自尽。这件事的意义已经挣脱了封建“节烈观”的樊篱，而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主义色彩。在这篇文章中，我第一次知道这位让儿女引以为荣的母亲，名字叫做杨福慈。

1988年发表的《我的母亲》，应该是冰心一生中写母亲的绝笔。这篇文章又增补了关于她母亲的一些“微末细小之事”。比如，袁世凯窃国称帝时，曾将黎元洪软禁于中南海的瀛台。由于黎元洪与冰心之父是北洋水师学堂的同窗，所以冰心之母常提醒他父亲去探望这位身处逆境的“副总统”，而不是如一般世俗之人那样疏远落难者，甚至落井下石。这些描写，更增添了我对冰心母亲人格上的景仰。

也许是冥冥之中有一种机缘巧合，我也有一次写母亲的人生经历。那是在1957年夏天，我从湖南长沙第五中学（现已恢复原名，叫雅礼中学）高中毕业，参加高考，而高考作文题就是《我的母亲》。按理说，对于一个中学生而言，这应该是一篇纪实性的文章，抒发的应该是真情实感。无奈的是，在1955年的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我母亲被中南工业大学（现名中南大学）卫生科开除，罪名是“盗窃一瓶链霉素”，而并无真凭实据。这个冤案直至1981年底才彻底平反。曾经参与领导文艺界反胡风运动的林默涵同志问我：“你母亲只不过是卫生科的一名药剂师，怎么会受胡风集团牵连？”我回答说：“您忘了吗？反胡风运动从文艺界波及到全社会，成了一场肃清反革命的运动，说什么处处都有反革命，人人身边都有‘老虎’。我生父当时在台湾军中任职，母亲虽然是弃妇，也摆脱不了反革命家属的罪名，不开除她开除谁？”在考场上，我无法替我母亲陈情喊冤，又无法真实描写我母亲被开除之后几乎走上人生绝境的苦痛遭遇。灵机一动，我把母亲虚构成苦大仇深的农村妇女，在抗日战争中为掩护八路军伤员而壮烈牺牲。母亲成了“烈士”，我也就成了“烈士遗孤”，混进了“红五类”队伍。这篇只有准考证号码而不署真名的作文因而也得了高分，帮我考上了“古老而又新型”的南开大学。我在感到短暂的得意之余，内心却充满了长期的愧疚。因为我无法直面惨淡的人生，无法像冰心那样如实描写母亲的音容笑貌。我后来写文章说：“我不愿再经历那种不能如实描写母亲的时代。这种‘大时代的小悲剧’，对于时代固然是小而又小，但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却关系着他（她）的半生乃至一生。”

我考上南开大学那年只有17岁，紧接着就经历了反右、*、*、文化大革命一连串的事件。我毕竟不是烈士遗孤，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狗崽子”，在那种“血统论”肆虐的年代，我的遭遇是任何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不难想象的。我能默诵冰心《繁星》中的那首小诗，在多次产生轻生念头时也曾想到钻进母亲怀里去躲避风雨。但我却无法生活在母亲的恩慈中，“倚在她的身旁，伏在她的肩上，闭目凝神在她轻轻的摩摸中”，去感受“莫大的慰安与温暖”。我母亲含辛茹苦垒造的小巢已被风雨摧毁，她自身遍体鳞伤，哪里还有余力来为我舔干伤口上的血迹？于是我感到了冰心母爱观的脆弱。这种母爱观只能在和谐社会中成为婴儿的摇篮曲，并不能在畸形社会为身处凄风苦雨之中的孩子们遮风拦雨。

1976年，我调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通过鲁迅作品，我接触了一位德国女版画家，叫凯绥·珂勒惠支（Kaethe Schmidt Kollwitz, 1867—1945）。这位版画家的作品有两大主题：早年是反抗，晚年是母爱。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认为，珂勒惠支用她的慈母的腕力，用版画反映了“穷人与平民的困苦和悲痛”，表达了对他们惨苦遭遇的“纤秾的同情”。鲁迅也指出：“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且介亭杂文末编·〈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在《磨镰刀》这幅版画中，我们看到了一位饱尝苦楚的母亲眼里“充满着极顶的憎恶和愤怒”。在《战场》中，我们看到了一位母亲在用那双“劳作到满是筋节的手”，在战场上寻找被官兵杀害的儿子的尸首。在《反抗》中，我们看到了一位母亲浑身是力，挥手顿足，鼓舞着反抗者勇往直前。于是，我从中感受到了母亲的另一种释放方式。

五

冰心在《关于女人》中，除首先描写了她的母亲之外，还描写了其他13位女性，其中有奶娘、教师、房东、邻居、弟妹、女佣、朋友的母亲和太太……她们风姿绰约，性格各异，但都体现了女性的真善美。由于作品写于抗战时期，冰心还赋予她笔下的女性一种“抗战精神”，如反帝爱国思想，以及在“八年离乱”的非常岁月中表现出的艰苦奋斗精神。在这些人物群像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莫过于《我的学生》中的主人公S。我发现在那些年，这本书的很多男读者也都把S当成了自己的“心动女生”。

“S”是一个美丽高雅、极具魅力的女性。因为父亲是驻外使节，所以17岁之前她是在澳洲长大的，接受的是“全盘西化”的教育。由于冰雪聪明，归国后又很快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能用流利的英语跟老师谈国文。她虽然学的是理科，但会运动，擅文艺。她虽然在社交界阅人无数，但最终却选择了一位学地质土壤的同窗“P”先生为终身伴侣。文中有句话让我刻骨铭心：“P就是地质本身，他是一块最坚固的磐石。S和一般爱玩漂亮的人玩腻了，她知道终身之托，只有这块磐石最好，她究竟是一个聪明的人！”我认为这同样是冰心的择偶观。冰心之所以和徐志摩从来就不是朋友，原因之一就是徐跟原配夫人张幼仪的离异，同陆小曼的结合。冰心认为，徐志摩婚恋上的表现有些像“花蝴蝶”，是“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是这位聪明人自己糟蹋了自己。受冰心这种观念影响，我认识到婚姻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婚前双方有没有永结同心的真诚愿望。无论是男人或女人，只有能够建立一个磐石般稳定的家庭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聪明人。所以我从结婚之日起，就没有想象过离异，对于当下时兴的“闪配”、“闪婚”、“闪离”，我都不大能够接受。

文中的华彩部分是抗战期间S一家避居云南的岁月。从北平的上流社会逃难到偏僻的县城，生活自然会有很大的反差。但是S却能用“真好玩”的乐观态度战胜恶劣的生存环境，把自己的小家庭布置得充满“小布尔乔亚”的生活情调。作品的*是S为救助他人多次献血而突然死去，香消玉殒时刚满32岁。回忆当年，我读到“她生在上海，长在澳洲，嫁在北平，死在云南”这组排比句时，泪水不禁潸然而下。

在《关于女人》一书中，冰心笔下的女性大多有单一的人物原型，唯独《我的学生》这篇是根据相关三个人物的经历综合提炼的（《〈关于女人〉是怎样写出来的？》）作品的悲剧结局纯出于虚构。这也可以说明，冰心笔下的“S”不仅有其现实依据，而且融入了冰心自己生活体验和人生感悟，体现的是她潜意识中的完美女性形象，可以说，S这个人物是冰心按照“妇女的+西方的+本土的”创作理念塑造而成的。但正是由于这一人物过于完美，因而在实际生活中也就难遇更难求。作品中的P先生能遇到S这样的佳偶，是冰心对他的一种特殊眷顾；不过S的英年早逝，又会使沉湎于爱情幻想中的男性幡然醒悟。

总之，在我看来，《关于女人》的创作意义，并非为解决中国妇女的生存困境提供疗救的药方，而主要在于展示中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不同阶层妇女的生活形态，以供有志于改良中国社会的人们进行更为深沉的思考。冰心作品中运用的画龙点睛的白描手法，柔细典雅、清新婉丽的语言，跟梁实秋、朱自清的同期散文一样，都体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散文的最高艺术成就；也标志着冰心的文风在苍劲朴茂和诙谐风趣这两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至于那些博大、仁厚、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女性形象，更为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靓丽而温暖的色彩，让“读者们能够欣赏数居炎黄子孙一半的中国女人是多么可敬可爱”。（《〈关于女人〉台湾版自序》）

作者系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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