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面对大宋朝廷的指责，穆栩一方自不甘示弱，赵楷第一个站出来，对穆栩软禁赵佶一事，进行了辟谣和回击。
穆栩的作法就更简单了，他特意找了个风和日丽的一天，请赵佶于城外行猎，用实际行动驳斥了赵桓的说法。
而且趁着双方打嘴炮的功夫，穆栩已开始暗中调兵遣将，对大举攻宋进行最后的部署。
在与手下众臣经过一番商议后，穆栩制订了一个，与历史上金人第一次南下时差不多的计划，那就是分东西两路同时攻打大宋。
东路军不用多说，自然由穆栩本人亲自统领，率主力八万大军，从燕京、涿州出发，利用河北一马平的地势，直取大宋国都东京。
西路军则由镇守飞狐的朱武统领，他将率飞狐口原有的两万人马，以及征召的三万民兵，从雁门关南下，攻打河东要地太原府。
为了防止在征宋期间，金国跳出来坏事，穆栩在长城燕山一线，自东往西的雄关要塞上，同样布置了重兵防守，且每个关口都安排了悍将负责。
在人事安排上，由于和西军达成了妥协，以及有府州折家威慑西夏，是以在西边减少了防守压力后，穆栩便稍稍做了些改变。
他将乐和从云州调回身边，作为随军参赞，任命许贯忠为燕云留守、闻焕章为副留守、石宝为幽州都统。
前两者管理政务，并负责大军南下的物资调配。至于军事方面，穆栩此次全权交予石宝统管，由其负责应对金国的威胁。
可以这样说，如今穆栩一方已算的上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就在穆栩紧锣密鼓做着最后准备时，大宋一方并非毫无察觉。
虽然穆栩听从王寅的建议，扣住了吴敏一行，但如此大规模的兵马调动，自然做不到悄无声息。
紧邻穆栩治下的宋朝州府，在探得这些军事情报后，提醒和求救的公文宛如雪花一般飞向开封，令赵桓君臣头大无比。
只不过有些事情，并不是事先得到风声，就能作出有效的应对，大宋朝廷就是这种情况。
在得知穆栩可能要发兵南下的消息后，赵桓连着召开大朝，与满朝文武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只定下了，从东京选拔禁军北上增援的措施。
而大宋朝廷之所以在面临外敌入侵时，会表现的这般失措和迟钝，用一句老话便可概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众所周知，在历代王朝之中，大宋是出了名的三冗两积严重。
从赵匡胤建立大宋开始，再到宋神宗继位，近百年的时间，看似繁华的社会之下，实际上却是日益加重的冗官、冗兵、冗费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中下层百姓的积贫积弱。
大宋后期的统治者，并非没有想办法对此进行补救，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而在王安石背后推动此事的，正是十九岁登基的宋神宗赵顼。
初登大宝的宋神宗彼时踌躇满志，面对开国百余年危机四伏的宋朝，他怀着一腔热血，想要拯救这个积重难返的国家。
作为一国之君，自不能大小之事皆亲力亲为，所以在实施变法之前，有两个人进入了宋神宗的视线，王安石和司马光。
司马光主张节流，王安石倾向于来源，二人变法思路完全相反，神宗最终选择了王安石，司马光则成了反对派。
一般而言，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富国的措施包括青苗法、免役法等，强兵包括保甲法、将兵法等。
在变法初期，这些政策的确对大宋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使得国库充盈、对外战争胜利，国家开疆拓土。
但在农业社会的宋朝，国民经济是相对稳定的，国家一旦富了，那就意味着地主阶级和百姓穷了。
因此，变法从实行的那一刻起，就遭到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在这些人的煽动下，民间非议极大。
为了平复民怨，宋神宗将王安石等变法官员贬官背锅，抛开变法派，亲自掌舵继续推行变法。但后期由于对外战争的失利，导致国家损失了几十万将士后，宋神宗大为受挫，最终英年早逝。
在后世的认知里，这次变法是完全失败的，因为在教ke书里是这样记载的：公元一零七六年王安石罢相，宋神宗依旧坚持变法，但却举步维艰，直到三十八岁去世，其后八岁的宋哲宗赵煦继位，高太后认命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在高太后的主导下，司马光等人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此一时期改革派人士几乎全招贬职。蔡确、章惇等被贬至岭南，开启北宋贬官至岭南的先例，以及党争的先河。
可书里却没写，在高太后过世后，十六岁的宋哲宗在元佑九年亲政，重新任用章惇为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恢复宋神宗的新法，史称“绍述”，意为继承，曾布用为翰林学士，张商英进用为右正言。
章惇当政期间，对元祐诸臣大肆报复，以“抵毁先帝、变易法度”的罪名，剥夺了司马光、吕公著的赠谥，绝大部分的旧党党人都被放逐，贬到岭南等蛮荒地区，又企图追废高太后，为哲宗所止。
到了宋徽宗时期，为了调和两党之争，赵佶将章惇以罪贬逐于外，改用韩忠彦、曾布为相，试图补救一番。
当然，在贬斥章惇这件事上，徽宗赵佶报复的可能性更大，只因在宋哲宗去世无子的情况下，选择大宋后继之君时，向太后属意当时还是端王的赵佶，而章惇则大力反对，他给出的意见是，“端王轻佻，望之不似人君。”
因此，赵佶登基后，完全有动机报复章惇。
可即使如此，有一点却是无可争议的，那就是徽宗赵佶也是变法派，他在位时力图恢复父兄的新政。像大名鼎鼎的奸相蔡京，便是新党中人。
只不过遗憾的是，此时新旧两党的矛盾，已是不可调和。再有就是，蔡京私心过重，与宦官童贯等人勾结，立“元祐党籍碑”，将司马光等人一一定为奸党。
这便使得赵佶在位期间，非但没能压下两党之争，反而使得两派斗争愈发激烈，加速了北宋的亡国。
但有一个事实，后世却没人提起，那就是在哲宗、徽宗时，二人逐步恢复了免役法、保甲法、青苗法等王安石变法的举措。
也就是说，从宋神宗开始变法到靖康之变，北宋灭亡的这四十年间，有大部分时间北宋实行的就是王安石变法。
如此，又岂能说王安石变法是失败的？
后世不提“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灭亡”这一观点，是由于其变法内容符合是时代潮流，比较先进的，像民国时期实行的保甲制，便是参考了王安石的保甲法。
俗话说的好，领先一步是先驱，领先十步要先逝。
王安石就是太过领先所处的时代，才落得那个下场，也间接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好比真实的历史中，古人对其变法的主流看法都是负面的，南宋、元、明、清四代近八百年中，王安石变法大抵是祸国殃民的代名词。
综上所述，也难怪历史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不是发生金国入侵之事，就算北宋不亡，但也绝不会再有南宋的百年江山。
某种程度上，外敌的入侵促使宋朝内部矛盾趋向缓和，使得外部矛盾成为主流，延缓了宋朝的存在时间。
当然，不管这种观点是对是错，都不能改变穆栩南下的决心。
到了靖康元年年末，穆栩和大宋之间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但凡明眼人都看出来，双方的大战就在眼前，已是不可避免之事。
与穆栩的坚决不同，赵桓此时仍旧心存幻想，到了这年除夕来临之前，他不顾吴敏一行被扣押的事实，又派遣了一队使节前来出使，妄图用高官厚禄和割地赔款，来诱使穆栩放弃战争。
穆栩一开始对宋朝使团来访一事，本是抱着嗤之以鼻的态度，并没有将其放在心上，直到之后发生的事情，却让他勃然大怒。
原来当日祭祖完毕，在休息的间隙，赵福金突然一反常态，言语中不但提到了近日之事，还拐弯抹角的替赵桓说起话来。
穆栩一听这些话，顿时就警觉起来，只因他清楚的知道，妻子是个喜静之人，平日里几乎很少出府，又不爱过问外间之事，今日却这般反常，必是有人在她面前说了什么。
若想轻易接触到妻子，并挑拨她来劝说自己，那此人要么是府上下人，要么便是拜访的官员女眷。
想到这里，穆栩的脑子立即转动起来。
他心下明白，此事若是前者所为还好，无非是府上有大宋安插的探子，只要将其揪出来也就是了。
但若是后者的话，那就说明他手下或许有官员怀有异心，要不然就无法解释，谁家女眷会这么不开眼，来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本章完)
穆栩的作法就更简单了，他特意找了个风和日丽的一天，请赵佶于城外行猎，用实际行动驳斥了赵桓的说法。
而且趁着双方打嘴炮的功夫，穆栩已开始暗中调兵遣将，对大举攻宋进行最后的部署。
在与手下众臣经过一番商议后，穆栩制订了一个，与历史上金人第一次南下时差不多的计划，那就是分东西两路同时攻打大宋。
东路军不用多说，自然由穆栩本人亲自统领，率主力八万大军，从燕京、涿州出发，利用河北一马平的地势，直取大宋国都东京。
西路军则由镇守飞狐的朱武统领，他将率飞狐口原有的两万人马，以及征召的三万民兵，从雁门关南下，攻打河东要地太原府。
为了防止在征宋期间，金国跳出来坏事，穆栩在长城燕山一线，自东往西的雄关要塞上，同样布置了重兵防守，且每个关口都安排了悍将负责。
在人事安排上，由于和西军达成了妥协，以及有府州折家威慑西夏，是以在西边减少了防守压力后，穆栩便稍稍做了些改变。
他将乐和从云州调回身边，作为随军参赞，任命许贯忠为燕云留守、闻焕章为副留守、石宝为幽州都统。
前两者管理政务，并负责大军南下的物资调配。至于军事方面，穆栩此次全权交予石宝统管，由其负责应对金国的威胁。
可以这样说，如今穆栩一方已算的上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就在穆栩紧锣密鼓做着最后准备时，大宋一方并非毫无察觉。
虽然穆栩听从王寅的建议，扣住了吴敏一行，但如此大规模的兵马调动，自然做不到悄无声息。
紧邻穆栩治下的宋朝州府，在探得这些军事情报后，提醒和求救的公文宛如雪花一般飞向开封，令赵桓君臣头大无比。
只不过有些事情，并不是事先得到风声，就能作出有效的应对，大宋朝廷就是这种情况。
在得知穆栩可能要发兵南下的消息后，赵桓连着召开大朝，与满朝文武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只定下了，从东京选拔禁军北上增援的措施。
而大宋朝廷之所以在面临外敌入侵时，会表现的这般失措和迟钝，用一句老话便可概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众所周知，在历代王朝之中，大宋是出了名的三冗两积严重。
从赵匡胤建立大宋开始，再到宋神宗继位，近百年的时间，看似繁华的社会之下，实际上却是日益加重的冗官、冗兵、冗费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中下层百姓的积贫积弱。
大宋后期的统治者，并非没有想办法对此进行补救，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而在王安石背后推动此事的，正是十九岁登基的宋神宗赵顼。
初登大宝的宋神宗彼时踌躇满志，面对开国百余年危机四伏的宋朝，他怀着一腔热血，想要拯救这个积重难返的国家。
作为一国之君，自不能大小之事皆亲力亲为，所以在实施变法之前，有两个人进入了宋神宗的视线，王安石和司马光。
司马光主张节流，王安石倾向于来源，二人变法思路完全相反，神宗最终选择了王安石，司马光则成了反对派。
一般而言，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富国的措施包括青苗法、免役法等，强兵包括保甲法、将兵法等。
在变法初期，这些政策的确对大宋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使得国库充盈、对外战争胜利，国家开疆拓土。
但在农业社会的宋朝，国民经济是相对稳定的，国家一旦富了，那就意味着地主阶级和百姓穷了。
因此，变法从实行的那一刻起，就遭到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在这些人的煽动下，民间非议极大。
为了平复民怨，宋神宗将王安石等变法官员贬官背锅，抛开变法派，亲自掌舵继续推行变法。但后期由于对外战争的失利，导致国家损失了几十万将士后，宋神宗大为受挫，最终英年早逝。
在后世的认知里，这次变法是完全失败的，因为在教ke书里是这样记载的：公元一零七六年王安石罢相，宋神宗依旧坚持变法，但却举步维艰，直到三十八岁去世，其后八岁的宋哲宗赵煦继位，高太后认命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在高太后的主导下，司马光等人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此一时期改革派人士几乎全招贬职。蔡确、章惇等被贬至岭南，开启北宋贬官至岭南的先例，以及党争的先河。
可书里却没写，在高太后过世后，十六岁的宋哲宗在元佑九年亲政，重新任用章惇为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恢复宋神宗的新法，史称“绍述”，意为继承，曾布用为翰林学士，张商英进用为右正言。
章惇当政期间，对元祐诸臣大肆报复，以“抵毁先帝、变易法度”的罪名，剥夺了司马光、吕公著的赠谥，绝大部分的旧党党人都被放逐，贬到岭南等蛮荒地区，又企图追废高太后，为哲宗所止。
到了宋徽宗时期，为了调和两党之争，赵佶将章惇以罪贬逐于外，改用韩忠彦、曾布为相，试图补救一番。
当然，在贬斥章惇这件事上，徽宗赵佶报复的可能性更大，只因在宋哲宗去世无子的情况下，选择大宋后继之君时，向太后属意当时还是端王的赵佶，而章惇则大力反对，他给出的意见是，“端王轻佻，望之不似人君。”
因此，赵佶登基后，完全有动机报复章惇。
可即使如此，有一点却是无可争议的，那就是徽宗赵佶也是变法派，他在位时力图恢复父兄的新政。像大名鼎鼎的奸相蔡京，便是新党中人。
只不过遗憾的是，此时新旧两党的矛盾，已是不可调和。再有就是，蔡京私心过重，与宦官童贯等人勾结，立“元祐党籍碑”，将司马光等人一一定为奸党。
这便使得赵佶在位期间，非但没能压下两党之争，反而使得两派斗争愈发激烈，加速了北宋的亡国。
但有一个事实，后世却没人提起，那就是在哲宗、徽宗时，二人逐步恢复了免役法、保甲法、青苗法等王安石变法的举措。
也就是说，从宋神宗开始变法到靖康之变，北宋灭亡的这四十年间，有大部分时间北宋实行的就是王安石变法。
如此，又岂能说王安石变法是失败的？
后世不提“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灭亡”这一观点，是由于其变法内容符合是时代潮流，比较先进的，像民国时期实行的保甲制，便是参考了王安石的保甲法。
俗话说的好，领先一步是先驱，领先十步要先逝。
王安石就是太过领先所处的时代，才落得那个下场，也间接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好比真实的历史中，古人对其变法的主流看法都是负面的，南宋、元、明、清四代近八百年中，王安石变法大抵是祸国殃民的代名词。
综上所述，也难怪历史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不是发生金国入侵之事，就算北宋不亡，但也绝不会再有南宋的百年江山。
某种程度上，外敌的入侵促使宋朝内部矛盾趋向缓和，使得外部矛盾成为主流，延缓了宋朝的存在时间。
当然，不管这种观点是对是错，都不能改变穆栩南下的决心。
到了靖康元年年末，穆栩和大宋之间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但凡明眼人都看出来，双方的大战就在眼前，已是不可避免之事。
与穆栩的坚决不同，赵桓此时仍旧心存幻想，到了这年除夕来临之前，他不顾吴敏一行被扣押的事实，又派遣了一队使节前来出使，妄图用高官厚禄和割地赔款，来诱使穆栩放弃战争。
穆栩一开始对宋朝使团来访一事，本是抱着嗤之以鼻的态度，并没有将其放在心上，直到之后发生的事情，却让他勃然大怒。
原来当日祭祖完毕，在休息的间隙，赵福金突然一反常态，言语中不但提到了近日之事，还拐弯抹角的替赵桓说起话来。
穆栩一听这些话，顿时就警觉起来，只因他清楚的知道，妻子是个喜静之人，平日里几乎很少出府，又不爱过问外间之事，今日却这般反常，必是有人在她面前说了什么。
若想轻易接触到妻子，并挑拨她来劝说自己，那此人要么是府上下人，要么便是拜访的官员女眷。
想到这里，穆栩的脑子立即转动起来。
他心下明白，此事若是前者所为还好，无非是府上有大宋安插的探子，只要将其揪出来也就是了。
但若是后者的话，那就说明他手下或许有官员怀有异心，要不然就无法解释，谁家女眷会这么不开眼，来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