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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说演绎人生，可能演绎喜剧人生，也可能演绎悲剧人生；既可能助成他人的人生喜剧，也可能酿成他人的人生悲剧。因此，便需要再析解出两个命题：
谨记：言辞直入人心
切忌：言辞直刺人心
每个人的生命，起于离开母体时的一声啼哭，以宣告他来到了这世上。所谓“呱呱坠地”。若是坠地不“呱呱”，这新生儿实在堪忧。到了生命的尽头，一个人不管是多么不情愿，又或因生活的激荡而变得多么的淡然与从容，他都是在无法言语的状态中停止生命的脉动。这一刻，佛家极形象地称为“寂灭”。寂则灭，灭于寂。生与灭之间，文学家以“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死亡”来阐明生命与言说的关系。无言即是无生。正是“万马齐喑究可哀”。可见，生命自始至终，以及连接了始与终的或长或短的过程，总是伴随着是否沉默这一问题的。
这么一说，就说到了人的自我理解上来了。人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已是常识般的人的自我理解。基于人的生物性，人需要物理性——物质性的家园，以安身立命。否则便是“贫无立锥之地”，不免窘困。基于人的社会性，人需要制度性的家园，所谓法治、宪政，便是生命的制度性安顿。否则，人格、自由无从保障，生命不仅窘困，更属悲惨，甚至生不如死。基于人的精神性，人还需要另一种家园，却常常将之忽略，或视而无睹。尤其在这个“熙熙攘攘，利来利往”的转型时代，国人更是但求物质上的富庶，以广宅豪车为足，殊不知所得不过一物理性家园。人类文明在数千年长河中所生成、累积的神话——宗教、文学——艺术、科学——哲学诸体系，便是人的精神性家园，所安顿的，无关肉身、人格，而是心灵与血脉。而神话——宗教、文学——艺术、科学——哲学诸体系，又不得不以语言为载体，借语言方显其形。如此，语言就不仅仅是工具。语言在媒介人为交往工具之外，更具有形上的属性与意涵。语言乃是人类的家园，是人在物质性家园和制度性家园之外所不可缺的精神性家园。
这一处家园，以语言为质料而筑，以知、情、意做“器具”而供人所用，以真、善、美化成光、电、水、空气、食物等而使人“活”于其间。这就难怪语言学家称，“人在语言中成其所是”。离了语言之家，人无以成其所是，不过无形地栉风沐雨、风餐露宿，缺了“文饰”，无异野人。语言之家若没了知、情、意，则是“家徒四壁”，空余一壳。这家实不足一用。有些人，词不达意，言之无物，恰是语言之家不足用。语言之家若失了真、善、美，那又成了一处没有光明、温暖、能量、生机的所在，不仅不能“成人所是”，恰是扼杀乃至屠戮生命的“集中营”，精神集中营。专制体制中的语言，拒斥真、善、美，语言实际上是无形暴力，粗暴、强横，惨烈、肆虐，甚于刀把子。
语言是智能性力量，人可借以延伸有限的生理能力，克服空间和时间对人的限制。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说的是通过书写，人可以将其知、情、意与真、善、美传达于异地之人与来日之人。我们今天可以读到相距已两千五百年的孔仲尼，可以读到年代同样悠久而空间又愈见其远的释迦牟尼和亚里士多德，神会这些伟大的先哲，正是托了书面语言之赐。这文字之赐，遥想当年，竟然是天地由之惊，鬼神为之泣。一个中国人，他所使用的文字时间更久，借此他可以读到一众元典。就此而言，按西方人讲究客观与精确的历史观，保守说，一个中国人的精神生命，向前延了四千年；按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与历史的理解，足有五千年。这也还是说，语言是人类的精神性家园。
口头语言，固然“行之不远”，却另有其独特性。它能使人穿越黑暗，这是口语之于生命的伟大意义所在。西方人类学通常认为，人类发出声音，是用来辅助手势的。换句话说，有声语言的作用，对于形体语言是补充的和次要的。但是，中国文化中，理解上却大有不同。一方面，古人认为语言是人自然而然的行为，与深沉的精神世界相关，并非辅助和次要的。《文心雕龙》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另一方面，古人特别强调有声语言的特定情境，是在昏暗中手势、表情、动作这些视觉语言无法起作用时，它所拥有的独特优势。这是赋予有声语言极其重要的意义，打破黑暗。黑暗之中，生命以言说这一形态呈现。
假设有两个人，共处于一个空间里。这一处空间，漆黑不能视，相距不能触。按人的天性，这两个人不免各自生出孤独感和恐惧感。只有交谈，方借言说显示自己的存在，唯以话语表达相互的做伴。孤独感和恐惧感遂由此缓解，甚至尽去。此情此景，唯有口语穿越黑暗，带给生命温暖、安全。我二十几岁做助教时，一次和友人结伴午夜向郊外骑行，正好遭遇了这样的情形，添了对生命与语言的关系的体悟。当然，经历是二十多年前的，体悟却是近年才有的。生活世界中，有一些黑暗是制度性的。唯在言论自由中，人得以穿越制度性黑暗，使人性中的光辉与暖意得以显形，让生命有所安顿。
生命的存在感，虽在于打破沉默，沉默却又如影随形般，几乎是生命的常态。因此，若要通过语言来理解生命，便要对沉默也有所把握。可以根据沉默的成因，划分四项，归为两类。
其一，无力的沉默。这指的是一个人因为“智能性力量”不足，不得不沉默。这又可以再细分为三种不同的情形。一是与人面对面地说，存在心理障碍，尤其是面对陌生人或很多人时。这是心理上缺乏适应性，遂导致“心力”不足。二是一般所说的口拙或木讷，即不擅言辞，甚至词不达意。且算“语力”不足。三是自知见识有限，“难为无米之炊”，只好藏拙，藏的是心拙或智拙。这是“智力”不足。
其二，无权的沉默。一个人并不缺“智能性力量”，甚至可能很善于言说，有见地，可是他没有言论的权利，只好沉默。无权的沉默可能和程序因素有关，例如在法庭辩论中，原告方陈词时被告方只能暂时沉默；反之亦然。无权的沉默也可能和身份因素有关，例如你是个旁听者，或是个列席会议者，通常就没有说话的机会。程序性无权和身份性无权都是从微观的层面说的沉默。宏观层面，无权的沉默则来自于一个缺乏言论自由的社会控制机制，言论动辄得咎，甚至因言获罪，一般人，自然只好噤若寒蝉了。
其三，礼节性沉默。这可能是为了让同样在场的他人有说话的机会，故而自己沉默，而不是喋喋不休、滔滔不绝。这样的礼节性沉默，是一个人的教养、谦和。不过，这时候的礼节还偏于礼仪的一面。礼节性沉默也可能是为了避免别人的难堪，例如直接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会让人尴尬，或给别人造成某种伤害。季羡林先生说到人生态度时，有句很中肯的话，“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我把老先生这话，当语言策略来理解，所含便有礼节性沉默的意思在。这是不同于教养、谦和的仁善、悲悯，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这个时候由沉默所显示的礼节，已是一种生命态度。
其四，策略性沉默。当明知话不投机时，何不三缄其口以省心省力？既然已经多说无益，又何必劳神耗力却自寻不快？这样的时候还不懂沉默，便失了语言的分寸与策略。当然，这样的时候不沉默，顶多无益，不会有损。另一些时候，如果不善于策略性沉默，就会有损。若对方适值情绪不佳或时间无暇，还是暂时免开尊口的好；当整个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不利于他人接受你的观点的时候，也不妨暂时沉默，除非你有意为振聋发聩之举。
一、二两项，无力的沉默与无权的沉默，属于无奈的、被迫的沉默；三、四两项，礼节性沉默和策略性沉默，属于选择性的、主动的沉默。另有一种类似而实际上大不相同的沉默，可称为技术性沉默。在某些情况下，言说者发现，不言不语比起直接地、清晰地说要更合适，甚至更有效，他于是以沉默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立场、态度，并非在沉默中藏起或取消了他的立场、态度。这是不言之言，是“尽在不言中”。这样的沉默是表象性沉默，是以沉默之形更有力和更有利地言说。
倒不妨说，人生是在如何对待与处理沉默中展开与演绎的。努力摆脱无力的沉默，从容、坚忍地面对无权的沉默，适度地把握礼节性沉默，敏锐地选择策略性沉默，机智地实施技术性沉默。因此，所谓“口语能力”，实有两面。一面，是流畅、规范、准确、优雅地言说，于可说、该说时能说；另一面，是不说，在必须沉默的时候沉默，在可以不说的时候不说。这两面，说的能力与不说的能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一个人能言说无碍、雄辩滔滔却不具备“不说”的能力，另一个人笨嘴拙舌而不得不静默不言，两相比较，实在难说何者更缺憾甚至更悲哀。希望本书有可能帮助读者添一点摆脱无奈的、被迫的沉默的意识与能力，也有可能帮助读者更清晰地判断何时和如何去选择沉默。
西人有言，“人因为有了语言而成为人类，人类因为语言而有了悲剧”。此言极是。所说的，乃是语言之为毁灭性力量。《圣经》中关于巴别塔的故事，更是隐含了语言作为毁灭性力量这一面。中国人对语言的理解，在这方面也是非常准确、精微的，所谓“一言丧邦”“清谈误国”“祸从口出”等。可见，“言说演绎人生”，既可能演绎喜剧人生，也可能演绎悲剧人生；言辞既可能助成他人的人生喜剧，也可能酿成他人的人生悲剧。本书希望能够帮助读者将言说化成建设性力量，减少甚至避免言说成为毁灭性力量。因此，言说演绎人生，便需要再析解出两个命题：
谨记：言辞直入人心
切忌：言辞直刺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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