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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梅
荷马的身世向来扑朔迷离。有西方学者甚至怀疑历史上是否确有荷马其人。英国诗人兼文论家马修·阿诺德曾用不多的词汇概括过荷马的文风，其中之一便是“简明”（simplicity）。然而，这位文风庄重、快捷和简朴的希腊史诗诗人却有着不简明的身世，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其“庐山真面目”的疑团。首先是他的名字。Homeros不是个普通的希腊人名。至少在希腊化时期以前，史料中没有出现过第二个以此为名的人物。Homeros被认为是homera（中性复数形式）的同根词，可作“人质”解。Homeros亦可拆解作home（h）oron，意为“看不见（事物）的人”，亦即“盲人”。这一解析同样显得勉强，也许是根据《奥德赛》里的盲诗人德摩道科斯所作的类推，把荷马想当然地同比为古代歌手中不乏其人的瞽者。细读史诗，我们会发现荷马有着极为敏锐的观察力，对色彩的分辨尤为细腻。荷马的名字还被解作短诗的合成者。有学者试图从Homeridai（荷马的儿子们，荷马的后代们）倒推homeros的成因，所作的努力值得嘉许。然而，此类研究也可能走得过远。比如，历史上曾有某位英国学者，此君突发奇想，竟将Homeros倒读为Soremo，而后者是Soromon的另一种叫法，由此将荷马史诗归属到了一位希伯来国王的名下。应该指出的是，从字面推导含义是西方学者惯用的符合语文学（philology）常规的做法，即便尝试倒读人名，也算不得十分荒唐，只是由此得出的结论可能与事实不符乃至南辕北辙，这是我们应该予以注意的。
即便承认荷马确有其人，他的生活年代也充满变数，让人难以准确定位。学者们所能做的，只是提出并满足于自以为能够自圆其说的设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延伸评估）。从特洛伊战争时期（一般认为，战争的开打时段在公元前十三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之间）到战争结束以后不久，从伊俄尼亚人的大迁徙到公元前九世纪中叶或特洛伊战争之后五百年（一说一六八年），都被古人设想为荷马生活和从艺的年代。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荷马的在世时间“距今不超过四百年”，换言之，大约在公元前八五〇年左右（《历史》2.53）；而他的同行修昔底德则倾向于前推荷马的创作时间，将其定位于特洛伊战争之后，“其间不会有太远的年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3）。荷马到底是哪个“朝代”的人氏？我们所能找到的“外部”文献资料似乎不能确切回答这个问题。另一个办法是从荷马史诗，即从“内部”寻找解题的答案。大量文本事实表明，荷马不生活在迈锡尼时期，因此不可能是战争的同时代人。从史诗中众多失真以及充斥着臆想和猜测的表述来看，荷马也不像是一位生活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久的“追述者”。由此可见，希罗多德的意见或许可资参考。但是，考古发现和对文本的细读表明，希罗多德的推测或许也有追求“古旧”之虞。《伊利亚特》6.302—303所描述的塑像坐姿似乎暗示相关诗行的创编年代不太可能早于公元前八世纪；11.19以下关于阿伽门农盾牌的细述，似乎表明这是一种公元前七世纪以后的兵器；而13.131以下的讲述更给人“后期”的感觉，因为以大规模齐整编队持枪阵战的打法有可能盛行于公元前七世纪末以后。著名学者沃尔特·布尔克特（WalterBurkert）将《伊利亚特》的成诗年代推迟到公元前六六〇年的做法[1]，似乎没有得到学界的广泛赞同。荷马史诗自有他的得之于历史和文学传统的古朴性，零星出现的后世资证和著名学者的“靠后”评论，都不能轻易改变这一点。综观“全局”，我们认为，把荷马史诗的成篇年代定设在公元前八世纪中叶或稍后比较适宜，其中《奥德赛》的成诗或许稍迟一些，可能在公元前八世纪末或前七世纪初。事实上，这也是许多当代学者所持的共识。大致确定了荷马史诗的成诗时期，也就等于大致确定了荷马的生活和活动年代。如果古希腊确实出现过一位名叫荷马的史诗奇才，那么他的在世时间当在公元前八世纪——这一时段定位或许比别的推测更接近于合理，更少一些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可信史料的匮缺（以及误读史料）所造成的很难完全避免的草率。
荷马的出生地在哪儿？这个问题同样不好准确回答。《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均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公元前八世纪至前七世纪也没有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任何可以作为信史引证的第一手资料。据说为了确知荷马的出生地和父母是谁，罗马皇帝哈德里安还专门求咨过德尔菲的神谕[2]。在古代，至少有七个城镇竞相宣称为荷马的出生地，并且似乎都有各自的理由。它们是斯慕耳纳（现名伊兹米尔）、罗德斯、科罗丰、（塞浦路斯的）萨拉弥斯、基俄斯、阿耳戈斯和雅典。能够成为荷马的乡亲，自然是个莫大的荣誉，尤其是在公元前六世纪以后，诗人的名望鼎盛，如日中天。但是，荷马的出生地毕竟不可能多达七处，否则我们将很难把他当做一介凡人（只有神才可能有那样的“分身术”）。希腊文化的传统倾向于把荷马的故乡划定在小亚细亚西部沿海的伊俄尼亚希腊人的移民区。任何传统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荷马对伯罗奔尼撒的多里斯人所知甚少，表明他不是从小在那个地域土生土长的。此外，《伊利亚特》中的某些行段（比如9.4—5，11.305—308）暗示他的构诗位置可能“面向”希腊大陆（或本土），即以小亚细亚沿海为“基点”。荷马所用的明显带有埃俄利亚方言色彩的伊俄尼亚希腊语，也从一个侧面佐证着他的出生地不在希腊本土或罗德斯等地。再者，作为一个生长在小亚细亚的希腊人，荷马或许会比生活在希腊本土的同胞们更多一些“国际主义”精神，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叙事的中性程度以及不时流露出来的对敌人（即特洛伊人）的同情心里看出来。上述原因会有助于人们把搜寻的目光聚集到小亚细亚沿海的斯慕耳纳和基俄斯，与传统的认识相吻合。我们知道，阿耳戈斯曾是个强盛的城邦，而公元前六世纪以后，雅典逐渐成为希腊的文化中心和书籍发散地（阿里斯塔耳科斯就认为荷马是雅典人），但历史和文本研究都不特别看好这两个地方，所以即使在古代，它们的竞争力也不甚强劲，无法与基俄斯等地相抗衡。基俄斯的西蒙尼德斯设想基俄斯是荷马的出生地（片断29；他称荷马是一个“基俄斯人”〈Chiosaner〉）；事实上，那儿也被古代文论家认为是“荷马后代们”（Homeridai）发迹并长期诵诗从业的地方。在古代，荷马被认为是史诗作者（或诗人）的代名词，所有的“系列史诗”（如《库普里亚》、《埃塞俄丕亚》和《小伊利亚特》等）以及众多的颂神诗（如《阿波罗颂》和《赫耳墨斯颂》等）都被认为出自荷马的凭借神助的天分。基俄斯诗人库奈索斯创作了《阿波罗颂》，但却并不热衷于拥享作品的署名权。不仅如此，他似乎还有意充分利用人们对荷马的感情，凭借人们对荷马的印象，宣称该诗的作者是一位“来自山石嶙峋的基俄斯的盲（诗）人”（tuphlosaner，《阿波罗颂》172）。库奈索斯的做法当然可以理解，因为他不仅是基俄斯人，而且还是当地“荷马后代们”的首领，率先（公元前五〇四年）向远方输出荷马的作品，在苏拉库赛（即叙拉古）吟诵“老祖宗”的史诗。哲学家阿那克西美尼相信荷马的家乡在基俄斯，但史学家欧伽蒙和学者斯忒新勃罗托斯则沿用了公元前五世纪同样流行的荷马为斯慕耳纳人的传闻。抒情诗人品达的“视野”似乎更显开阔，既认为荷马是斯慕耳纳人（片断279），也愿意“折中”，即接受荷马同时拥有基俄斯和斯慕耳纳双重“国籍”的提法。有人认为荷马出生在斯慕耳纳，但在基俄斯完成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创作。相传荷马卒于小岛伊俄斯，该地每年一次，在一个以荷马名字命名的月份，即Homereon里用一只山羊祭奠诗人的亡灵。
荷马的名字绝少见于公元前七世纪的作品史料。学问家鲍桑尼阿斯（生活在公元二世纪）在谈到史诗《塞贝德》时写道：“卡莱诺斯曾提及这部史诗，并认为此乃荷马所作。”（ephesenHomerontonpoiesantaeinai，《描述希腊》9.9.5）一般认为，卡莱诺斯即为厄菲索斯诗人卡利诺斯，其活动年代在公元前七世纪上半叶，以擅作对句格诗歌著称。如果卡莱诺斯即为卡利诺斯的推测不错，那么鲍桑尼阿斯的引文或提及很可能是现存惟一的一则比较可信的可资论证一位公元前七世纪诗人提及（原作当然早已佚失）荷马名字的珍贵史料。需要指出的是，卡利诺斯不太可能称荷马创编了《塞贝德》，因为这部史诗的成文年代很可能在公元前六世纪。卡利诺斯的意思或许是，他知晓发生在塞贝的战事，而荷马作为一位史诗诗人，编述过关于那场战争的故事[3]。一位生活年代不迟于公元三世纪的拜占庭评论家曾提及阿耳基洛科斯的观点（片断304W.），称这位诗人相信《马耳吉忒斯》乃荷马的作品。阿耳基洛科斯同样生活在公元前七世纪，但考证表明《马耳吉忒斯》的创作年代当在公元前六世纪初以后，所以拜占庭评论家的论述显然有误，与事实不符。阿耳基洛科斯或许知晓荷马，但他的诗作已基本佚失，使我们无法就此进行准确的辨析。有趣的是，“傻瓜史诗”《马耳吉忒斯》长期被古代文家们认定为荷马的作品。我们知道，迟至公元前四世纪，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大文论家依然对此深信不疑，将《马耳吉忒斯》看作是喜剧的“前身”（参阅《诗学》4.1448b38—1449a2，另参考《尼各马可斯伦理学》6.7.1141a14）。同样伪托公元前七世纪诗人提及荷马的还有另一见例。著述家菲洛科洛斯（出生在公元前三四〇年以前）引用过据说是出自赫西俄德的三行诗句（片断〈dub〉357M.—W.），其中包括“我与荷马在德洛斯高歌”，“唱颂莱托之子、持金剑的福伊波斯·阿波罗”等词语。菲洛科洛斯肯定是凭借道听途说编叙的，他的离奇说法在古代就没有什么信奉者，当代学者更不会把它当作严肃的史料加以引用。赫西俄德确曾参加过诗歌比赛并且获奖，但地点是在卡尔基斯，不是在德洛斯，而他的对手应该也不是荷马，否则很难相信他会在对那次歌赛的记述中放过这一宣扬自己的绝佳素材，不予提及（参阅《工作与时日》654—659）。尽管如此，在公元前七世纪，荷马不是默默无闻的。据说诗人忒耳庞德耳曾在斯巴达吟诵荷马的诗作，图耳泰俄斯、阿尔克曼和阿耳基洛科斯等诗人也都吟诵过《伊利亚特》或《奥德赛》里的诗行。也就在同一时期，《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里的某些内容已见诸瓶画。应该指出的是，上述诗人的引诗有可能出自公元前八世纪以前即已成诗流行的短诗，而这些诗段也是荷马用以加工并构组长篇史诗的原材料。同样，瓶画艺术家们也可能取材于荷马史诗以外内容近似的故事，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后，使其成为可视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和景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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