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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的得之于传统的历史真实性在公元前七世纪没有受到怀疑。尽管如此，荷马的名字在那个时期成文的作品中非常罕见，这或许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文人们的疑虑，也可能与存世作品的稀少不无关系。公元前六世纪初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质的改变，荷马名字的出现率大幅度提升，仿佛人们突然意识到荷马的重要，觉得既然可以随意复诵或吟诵他的诗行，就不必忌讳提及他的名字，不必再对荷马的历史真实性存有戒心。或许，“荷马后代们”的活动逐渐开始发挥作用，不断扩大着荷马的影响，最终会同其他因素，使荷马的名字进入千家万户，成功塑造了一位“诗祖”的形象。在公元前六世纪下半叶，荷马是否确有其人已经不是问题。人们热衷于关注的是荷马的功绩（以及功绩有多大），此外便是他的过错。人们开始评论荷马。有趣的是，得以传世至今的对荷马及其诗歌最早的评论，不是热切的赞颂，而是无情的批评。科洛丰诗人哲学家塞诺法奈斯抨击荷马和赫西俄德的神学观，指责他们所塑造的神明是不真实、有害和不道德的（片断11、14、15）。大约三四十年之后，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以更严厉的措词狠批荷马，认为荷马应该接受鞭打，被逐出赛诗的场所（agones，片断42）。据传毕达哥拉斯曾在地府里目睹过荷马遭受酷刑的情景。故事的编制者显然意在告诉世人：荷马为自己对神祇的不体面描述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此类传闻荒诞不经，自然不可信靠，这里略作提及，或许可从一个侧面说明后世某些哲人对荷马以及由他所代表的诗歌文化的憎恨程度。公元前六世纪，新兴的逻各斯（logos）及其所代表的理性思想开始在希腊学界精英们集聚的城邦里传播，哲人们显然已不满于荷马史诗对世界和神人关系的解释，迫切想用能够更多反映理性精神的新观点取代荷马的在他们看来趋于陈旧的“秘索思”（mythos，“诗歌”、“故事”）。在新旧思想碰撞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哲学对诗歌的批评，自然会把攻击的矛头对准荷马，这一点不足为怪。当然，哲人们本来或许可以把语气放得温和一点，这样既可以显示风度，又能给从来无意攻击哲学的诗歌保留一点面子，还能为自己日后向诗歌的回归（至少是靠拢，如或许指望用自己的诗性哲学取代荷马的传统诗教的柏拉图所做的那样）提前准备一条退路。
真正有意将荷马扫地出门的哲学家只是极少数。荷马对希腊哲人的潜在和“现实”影响是巨大的。我们不敢断定希腊哲学之父泰勒斯在提出水乃万物之源观点之前是否受过荷马关于大洋河俄开阿诺斯是众神之源的见解（《伊利亚特》14.246）的启示，但后世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某些成员热衷于引用荷马的诗行以论证自己观点的做法，却是古典学界广为人知的事实。苏格拉底的老师阿那克萨戈拉斯对荷马史诗的喻指功能兴趣颇浓，而他的再传弟子亚里士多德对荷马的敬重和赞扬更是有目共睹。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曾赋诗赞美过老师柏拉图，但比之他在《诗学》里热情讴歌荷马及其史诗的话语，他对柏拉图的赞扬不仅显得零碎，而且肯定不够具体。就连有意把荷马史诗逐出理想国的柏拉图本人，也对荷马怀有深深的景仰之情，并且会在行文中情不自禁地信手摘引他的诗句，以佐证自己的观点。柏拉图对荷马史诗的喜爱一点也不亚于奥古斯丁对维吉尔作品的喜爱，只是二者都出于维护各自政治和宗教理念的需要，不得不努力遏制自己的“情感”，服从“理性”的支配，转而攻击或批判自己原本喜爱的诗人。
就在少数哲人批贬荷马的同时，诗人们却继续着传统的做法，就整体而言保持并增加着对荷马的信赖和崇仰。西蒙尼德斯赞慕荷马的成就，认为由于荷马的精彩描述方使古代达奈英雄们的业绩得到了彪炳后世的传扬。在说到英雄墨勒阿格罗斯在一次投枪比赛中获胜的事例时，他提到了荷马的名字，用以增强叙事的权威性：“荷马和斯忒西科罗斯便是这样对人唱诵的。”（参阅《对句格诗》11.15—18，19.1—2，20.13—15）埃斯库罗斯谦称自己的悲剧为“荷马盛宴中的小菜”（阿塞那伊俄斯《学问之餐》8.347E）。我们了解埃斯库罗斯对悲剧艺术的卓越贡献，认可他的作品所取得的高度的艺术成就。他之所以这么说，固然是考虑到荷马史诗的规模和数量（在当时，荷马被普遍认为不仅仅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但同时可能也是出于他对荷马的敬重和叹服。他不认为自己的成就可以与荷马相提并论，故用了“小菜”（或“肴屑”）一词。当然，从埃斯库罗斯的形象比喻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愿意把自己的作品纳入荷马的“系统”（柏拉图称荷马为第一位悲剧诗人），以能够成为荷马传统的一部分而感到光荣。事实上，无论是从思想感情还是气质或（行文）“品格”来评判，埃斯库罗斯都秉承了荷马的遗风，是最具荷马风范的悲剧诗人。喜剧大师阿里斯托芬同样崇仰荷马。他赞赏荷马的博学，不怀疑他在希腊民族中所处的当之无愧的教师地位，誉之为“神圣的荷马”（theiosHomeros，《蛙》1034）。抒情诗人品达摘引荷马，赞同当时流行的荷马是史诗《库普里亚》作者的观点（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希罗多德是把《库普里亚》删出荷马作品的第一人，《历史》2.117），并称荷马把这部史诗作为陪嫁，将女儿嫁给了库普里亚（即塞浦路斯）人斯塔西诺斯。品达对荷马并非没有微词，但是，他的批评是含蓄而合乎情理的，有别于同样多次提及荷马的赫拉克利特对他的恶毒攻击（当然，在崇尚言论自由的古希腊，这么做是允许的）。品达认为，荷马拔高了古代英雄们的形象，以他典雅和瑰美的诗句使奥德修斯受到了过多的赞扬（《奈弥亚颂》7.20—21）[4]。
希罗多德引用荷马史诗十一个行次。此外，作为书名，《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最早见诸他的著述（《历史》5.67）。修昔底德引《伊利亚特》仅一个行次，但引《阿波罗颂》的诗行却高达十三例。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是把《阿波罗颂》当作荷马史诗加以引用的。这表明他也像许多前辈文人一样，将包括《阿波罗颂》在内的我们今天称之为《荷马诗颂》的众多颂神诗都看作是荷马的作品。这种情况在公元前四世纪发生了改变。亚里士多德似乎已不认为《阿波罗颂》是荷马的诗作，尽管他仍然把《马耳吉忒斯》归入荷马的名下。当柏拉图和塞诺芬提及荷马史诗时，他们的指对一般均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所引诗行似乎也都出自这两部史诗。从现存的古文献来看，雷吉昂学者塞阿格奈斯（Theagenes，活动年代在公元前五二五年前后）是希腊历史上著述研究荷马史诗的第一人，所著《论荷马》以讨论荷马史诗的“喻指”功能为主，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即已失传。他提出的荷马史诗里的神祇皆可喻指自然界里的物质或现象的观点，对后世学者解读荷马的影响甚深，斯忒新勃罗托斯（据说他能揭示作品中藏而不露的意思〈tashuponoias〉），格劳孔和阿那克萨戈拉斯等人都曾沿袭他的思路，著述或研讨过当时（即公元前五世纪）的学者们所关注的某些问题。柏拉图对荷马史诗颇有研究，但囿于自己的学观取向，他的研究往往多少带有偏见，无助于人们正确和客观公正地解读荷马。亚里士多德写过《论诗人》、《修辞学》、《论音乐》、《诗论》等著作，其中应该包括研析荷马史诗的内容。《荷马问题》是一部探讨荷马史诗里的“问题”和如何解析这些问题的专著，可惜也像上述文论一样早已失传。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他的论诗专著中硕果仅存的一部（当然，他的《修辞学》也间接谈到诗论问题）。在《诗学》里，亚里士多德高度评价了荷马史诗的艺术成就，赞扬他“不知是得力于技巧还是凭借天赋”，几乎在有关构诗的所有问题上都有自己高人一筹的真知灼见（《诗学》8.1451a22—24）。罗马文论家贺拉斯很可能没有直接读过《诗学》，但有理由相信他会从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塞俄弗拉斯托斯和其他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成员（如萨图罗斯和尼俄普托勒摩斯等）的著述中了解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观，包括对荷马以及他的史诗的评价。包括西塞罗在内的罗马文人，大概也会通过上述途径接触到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诗艺观，从而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加深对荷马的印象。
伴随着吟游诗人们（rhapsoidoi）的诵诗活动，荷马史诗从公元前八世纪末或前七世纪初即开始从小亚细亚的发源地向外“扩张”，逐渐渗入希腊本土和意大利南部地区。据说鲁库耳戈斯于旅行途中偶遇吟游诗人，由此把荷马诗作引入了斯巴达（参考普鲁塔克《鲁库耳戈斯》4）。但普鲁塔克所述的真实性颇值得怀疑。据希罗多德记载，鲁库耳戈斯的活动年代在公元前九百年左右；即使依据古代的保守估计，此君的盛年从政时期也应在公元前七七五年以前，因此除非前推荷马创作史诗的时间，我们很难估测鲁库耳戈斯有可能在公元前九世纪或前八世纪初引入荷马史诗，让斯巴达人有那等耳福。然而，鲁库耳戈斯的“引进”或许不实，但吟游诗人和“荷马后代们”的诵诗活动至迟在公元前六世纪下半叶已形成“气候”，大概不是耸人听闻的虚假之谈。吟游业的发展势必会导致所诵诗作（或故事）在枝节乃至重要内容上出现不可避免的变异。在没有“定本”的情况下，吟游诗人们会各逞所能，即兴增删诵诗的内容，加大异变荷马史诗的势头。据说面对这样的情况，梭伦曾发布政令，要求吟游诗人们严格按照传统的“版本”诵诗，不得擅作改动。据传公元前五三五年前后，雅典执政裴西斯特拉托斯组织了一个以俄诺马克里托斯为首的诗人委员会，负责收集各种诗段并以传统成诗为标准，基本“定型”了荷马史诗的受诵样本。公元前五二〇年左右，裴西斯特拉托斯或他的儿子希帕科斯下令，将吟诵荷马史诗定为泛希腊庆祭节上的保留项目，由参赛的诗人们依次接续，当众吟诵。裴西斯特拉托斯（或其子）的努力，对规范吟游诗人们的诵诗和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对荷马史诗的校勘工作却远没有因此而中止。柏拉图的同时代人、史诗《塞贝德》的作者安提马科斯校编过荷马史诗。此外，古时还盛传亚里士多德曾专门为他的学生、马其顿王子亚历山大校订了一部日后伴随他南征北战的《伊利亚特》。
公元前四世纪末，托勒密家族在埃及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利用雄厚的财富资源大力推动并弘扬科学文化事业，鼓励学人重视对古希腊重要文献文本的搜集和整理，在亚历山大创建了规模宏大的图书馆。至菲拉德尔福斯统治时期（公元前二八五至前二四七年），图书馆收藏的各种抄本已达四十万卷（相当于当今八开本的图书四万册）。图书馆拥有从马耳赛勒斯、阿耳戈斯、基俄斯、塞浦路斯、克里特和黑海城市西诺佩等地搜集到的荷马史诗抄本，其中的大多数或许均成文于对上述雅典（即在裴西斯特拉托斯或其子希帕科斯督导下形成的）校勘本的（有变异的）转抄。荷马史诗研究由此成为显学。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是菲勒塔斯的学生、厄菲索斯人泽诺多托斯（大概出生在公元前三二五年）。他校勘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并首次将这两部史诗分别节分为二十四卷。在此之前，学者们习惯于以内容定名或称呼其中的部分，所指不甚精确，也难以形成规范。泽诺多托斯著有《荷马词解》（Glossai）。和他的校勘一样，此举虽然功不可没，但明显带有严重的个人主观取向，对词义的解析常显不够精细，且过于武断。继厄拉托塞奈斯之后，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生卒约为公元前二五七至前一八〇年）接任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职务，继续着由泽诺多托斯在那个时代开创的以诠解词义为中心的研究工作。阿里斯托芬是个博学的人，精通文学、语言学、语文学，擅长文本的考证研究，首创重音符和音长标记，在泽诺多托斯和瑞诺斯（Rhianos）校本的基础上较大幅度地改进和完善了校勘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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